主动型投资经理如同双十一中的剁手党，疯狂投资，结果很多钱连水漂都没看到。被动型投资经理在基金销售中占据主导地位，业绩远胜于主动型投资经理。交易所交易基金(ETF)——绝大多数仍然是被动投资工具——的存在，主动型投资者经理的日子如同无米炊的巧妇，长夜格外难熬。

与此同时，主动型投资经理——无论是为受监管的机构还是为对冲基金工作——未能跑赢基准股指，无助于改善自己的境遇。难怪投资者不愿向他们支付管理费。但如今，主动型投资经理认为，是时候上演《选股者的复仇》(Revenge of the Stockpickers)了。

经济势头不再明朗，守株待兔毫无斩获

原因很简单。雷曼兄弟(Lehman)倒闭引起的恐慌，导致所有资产类别的价格同步下跌。谁都不可能表现得更好一些。但自那以来，市场复苏势头一直不够稳固，呈现出“追逐风险和规避风险”(risk on-risk off)的模式。当宏观经济形势看起来不那么严峻之时，所有的风险资产都会上涨。当全球形势看起来更危险时（通常源于美国和欧元区的政治发展），所有资产就会齐刷刷地下跌。

这种相关性不仅体现在不同的资产类别之间。即便在同一资产类别内，不同股票的价格走势也呈现出异乎寻常的相关性。主动型投资经理投入巨资识别和查找不同股票股价的细微差异，但由于这种强烈的相关性，股价异常状况无法得到纠正，这些资金未能获得相应回报——起码在短期来看是这样。

这给选股者造成了麻烦，但也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比如，公司财务负责人发现公司股本成本受制于他们无法左右的因素，经常处于对公司而言毫无意义的水平。

股价指数突显危机，主动型经理胜券在握

衡量相关性的方法有很多种，但结果是一致的。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驻伦敦的安德鲁•戈德伯格(Andrew Goldberg)指出了一项可以追溯至1926年的研究。该研究追踪了每一个大盘股与其他所有股票的相关性。被追踪的股票对数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整个研究期间的股票相关性平均值为0.269。也就是说，一只股票价格的变动足以解释其他任何股票表现26.9%的变动。这一数值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后的那个季度里达到了0.63。它的最新值目前仅高于0.36，而且一度还低至0.32。

高盛(Goldman Sachs)采用另一种衡量标准，分别监测了欧洲斯托克600指数(Stoxx 600)和美国标普500指数(S&P 500)成份股的股价相关性。三个月的监测结果显示，在欧元区危机的影响下，2011年末欧洲股票的股价相关性达到了0.6。目前该数值已回落至更容易管理的0.2。对标普成份股进行检测的结果表明，在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被调降之后，股价相关性升至0.74，目前该数值为0.27。由于银行股的影响，标普成分股的相关性更高。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亚当•帕克(Adam Parker)衡量了非系统性的股票风险，即剔除市场影响之后，股价走势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以此标准来衡量，单只股票的风险目前处于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一切都表明世界逐渐摆脱了恐慌局面。这对主动型经理而言应是好事。正如帕克所指出的那样，当非系统性风险上升时，股票型对冲基金的表现会更好。当股票走势并非全部同步同向移动的时候，选股理应取得大得多的收益。

实战检验真理，主动型经理斩获颇丰

有迹象表明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芝加哥对冲基金研究公司(Hedge Fund Research)的数据显示，股票型对冲基金今年以来的表现胜于其他所有对冲基金，实现了12.9%的收益。这是该基金自2009年以来最高的收益水平，但仍远逊于那些追踪标普500指数的对冲基金，后者在今年的收益率约为30%。

这是主动型基金经理们重建自己声誉的机会。此前几年里，主动型基金的日子并不好过，声誉一向不如指数基金。但目前仍有许多问题。

高盛的克里斯蒂安•穆勒-格里斯曼(Christian Mueller-Glissmann)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市场波动性也有所下降。当市场波动剧烈时，找准波动最大股票的变动方向（即便它们与市场相关），就可以取得非常出众的优异业绩；在危机来临之前卖空银行股，接着在2009年信心开始恢复之际买入银行股，对那些有着必要勇气的人来说都是赚钱的好办法。倘若市场波动性不够大，则较难取得特别优异的业绩。

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相关性减弱只是给了选股者一个展示自身价值的机遇。它并不能保证选股者获得优异的业绩，也可能令他们雪上加霜。但除非市场在新的一年里陷入新危机，否则就是谁能发现错误估值，谁就能赚到钱。主动型经理的挑战在于发现错误估价。这或许是他们打败“无人机”的最后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