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阅读的读者都知道,本人有时会讽刺“非常严肃的人士”—那些表情严肃地不断重复听上去坚定而现实的传统智慧的人士。问题是,听上去严肃与真正严肃根本不是一回事,有些貌似坚定的立场其实只是回避真正的艰难问题的伎俩而已。

当然,近年来的最好事例就是鲍尔斯-辛普森主义——把精英们的话语从高失业率造成的持续悲剧转移到所谓的关键问题,即我们该如何支付数十年后的社会保障计划。我高兴地告诉大家,现在,这种特别痴迷症似乎正在减弱。但是,我觉得一种新形式的问题回避术正在兴起,也贴上了严肃的标签。这一次的回避或逃避就是力图将有关经济不平等的话语转移到对教育上存在的所谓问题的讨论方面。

我们说这是回避问题,原因在于不管严肃人士可以相信什么,但飙升的不平等现象事关权力,并非教育。

需要澄清的是,本人支持改善教育。教育是我的朋友。所有人都应该享受教育机会,都应有经济能力接受教育。然而,我不断看到的情况却是,人们坚持认为,教育失败是目前创造就业仍旧疲软、工资增长停滞以及不断上升的不平等现象的根源。这种说法听上去严肃而缜密,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却与证据严重不符,更不用说这样可以回避真实的、不可避免的党派争论。

我们存在的问题核心在于教育,这种说法是这样叙述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时代,然而,太多的美国工人却没有应对这种变革的技能。这种“技能差距”阻碍着经济发展,因为企业找不到他们需要的工人。这种情况还助长了不平等现象,因为具有合适技能工人的工资大涨,而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工资停滞或下降。因此,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更多、更好的教育。

我猜想,这种说法听来非常熟悉——星期天晨间电视上人们从那些接受采访者就是这样说的;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这样的商业领袖所撰写的专栏文章就是这样写的;布鲁金斯研究所属于中间派的“汉密尔顿工程”所发表的“框架文件”也是这样描述的。这种观点被非常广泛地重复,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其正确性不容置疑。然而,事情却并非如此。

首先,技术变革步伐真的那么快吗?“我们想要能飞的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风险投资商彼特·特伊尔说。1995年后一度迅速增加的劳动生产率,似乎已经急剧放慢步伐。

此外,没有任何证明能够证明,技能差距阻碍了就业。毕竟,如果企业非常急切地需要某种技能的工人,就该用高薪去吸引他们。那么,哪些非常幸运的职业究竟在什么地方?也许可以在这里或那里找到一些例子。有趣的是,最近几年工资增加最多的一些工种竟然是熟练劳工——缝纫机工和锅炉工——因为一些制造业的市场搬回美国。然而,高级技能工人总体上供不应求的说法却属于虚假。

最后,尽管教育与不平等的故事曾经似乎是合理的,但长时间来已经偏离现实。“技术最好、收入最高的个人一直在稳定增加,”汉密尔顿项目说。实际上,扣除通货膨胀因素,90年代末以来,受过高等教育美国人的收入根本就没有增长。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公司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幅上升,但是却没有投资回报率增加的迹象。这怎么可能?当然,如果利润增加利润反映垄断权力而不是资本回报,预期就会出现这种结果。

至于工资和薪金,跟大学学位无关——全部大的收益都流向在公司办公室或者跟金融口打交道,占据战略位置的极少数人群。不断上升的不平等与谁有知识无关,有关的是谁有权力。

当然,要纠正这种权力上的不平等,有大量的事情可以做。可以对公司与富人提高税收,将受益投资于能够帮助工人家庭的计划。我们可以提高最低工资,降低工人们组织起来的难度。减少美国不平等现象真正而认真得努力并不难以想象。

鉴于一个主要政党决心把政策移向正好相反的方向,提倡这样的努力容易被人们认为党派偏见。这样便有了将整个问题视为教育问题的愿望。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在回避真正存在的问题,是非常不严肃的幻想。

译者  ringo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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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克鲁格曼
来源: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