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一个人从穷变富又变穷了，他还算成功吗？

古话说“盖棺论定”，我们都同意，评价一个人最好是基于他的完整生命，或者至少是迄今为止的全部生命历程。一个晚来落魄的人未必“不成功”，一个刚刚中彩变成暴发户的人未必“成功”。用瞬间的时间截面来衡量一个人，是不公平的。

但这件事情，我们在评价物种的时候却总是忘记——这就是为什么，“演化上的成功”是个如此混乱的话题。

日常语境里，很多人经常说“蟑螂是最成功的物种”。当然这说法本身就很乱，广义上蟑螂是蜚蠊目下4000多物种的统称，其中和人类栖息地有交集的不过几十种，算得上害虫的不过几种——但我们姑且假定这里说的只是，比方说，德国小蠊吧。

德国小蠊成功吗？当然。它十分适合生活在人类环境里，随着人类的扩张几乎覆盖了全球。不过，等到人类灭亡的时候，它肯定要吃大苦头——没有免费的午餐，适应是有代价的，可供生物支配的资源就那么多，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得第一。

但是如果以全盛时期为标准，那大熊猫好歹也曾经在大半个中国有分布啊，虽然它现在数量已经很少了，但你能就此说它失败吗？

更何况，就像人一样，物种的未来也是不能确切地预测的。如果十万年后人类灭绝，熊猫收复失地，德国小蠊变成苟延残喘呢？那时候你改口说德国小蠊失败了，这公平吗？

而就算一个物种过去从来都没有辉煌过，你如何保证它将来不会遇到自己适合的环境而爆发？

因此，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活着，就是成功。只要一个物种没有灭绝，未来的可能性就始终在那里，永不为零。什么，你说你走到了“演化的死胡同”里？嘿，可以向后转呀。

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物种面临的可能性都是等同的。有些物种，确实比别的物种面临更大的危机。

假如我的环境很适合我，那么我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假如环境发生了变化，我就得随之改变——也就是发生“演化”。但是，没有免费的午餐，改变是要付出代价的。

而这个代价，就是遗传多样性。

演化最主要的动力，就是自然选择。可是自然选择本身是一种“消极”的力量：让不适合的去死，适合的留下。它依靠这样的筛选，逐渐把所有“适合”的微小元素（突变）汇聚起来，最终完成巨大的改变，创造出奇妙的适应——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一开始没有这些微小元素，自然选择是无能为力的。

而这些微小的突变，就藏身在遗传多样性里面。

所以，多样性实际上是一种耗材。生物在平日里慢慢突变，逐渐积累，而自然选择每一次发挥威力，都是在消耗多样性，换来的是让剩下的个体更适合环境。

这就像是一盘规则古怪的扑克游戏：你（物种）在不断摸牌，但摸出来的牌总是和你的手牌十分接近；庄家（环境）在不断发出命令让你弃牌，但命令之间通常来说都变化缓慢。如果你的手牌多，运气又不太坏，你就能跟得上庄家的变化步伐。但反过来，如果你的手牌太少，或者庄家突发奇想下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命令，就可能出现全部的牌都要丢掉的场景——而你也就输了。

庄家的命令是无法完美预测的：你知道他一般来说变化不大，偶尔会不按常理，但下一个命令是什么，你不可能知道（除非你开挂了，比如使用科学理论为庄家建模）。

因此，只有靠自己——能在庄家日常打击下维持足够的手牌数量和多样性（有数量不一定有多样性，但没数量一定没有多样性），等到庄家突发奇想的时候靠多样性扛过去，这样的物种，相对来说，就是更成功的物种。

当然，现在手牌差的，也许将来会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这个标准本身还是应该放在整个历史里来看。但眼下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很多物种恐怕要等不到河西的到来——那就是，庄家他疯了。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人类靠这两招成为了（目前）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之一。第一招人畜无害，但第二招可就不是这样了。

很多物种都能改造世界，人类的改造甚至都算不上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释氧光合作用对整个地球生物和化学系统的改造，人类全部历史妥妥儿的都抵不过。

但不管怎么说，人类现在终究是在玩大改造，而这对别的物种来说并不是好事。环境的改变是正常的，像人类这么快这么频繁地改变环境就不好办了；虽然有个别物种——蚊子，苍蝇，蟑螂，米虫——运气好，正好撞上了头彩，但大部分物种遇上人类都是要吃苦头的。

很多研究者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显生宙第六次大灭绝之中，原因就是人类带来的快速环境变化。对于别的物种来说，这就是清算的时候：一是看你运气如何，二是看你手里握着多少多样性。那些运气不好、多样性也不够的物种，就是“濒危”了。

从整个地球的历史来说，这倒没什么大不了的，且不说这只是显生宙的第六次，就算六次加起来也未必是刚才说的隐生宙释氧光合作用那一次的对手。问题是，正如人类是其它生物的环境，其它生物也是人类的环境；人类改造环境影响了其它生物，其它生物消失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人。这可就不是好消息了，我们不是地球，我们是人呀。

那这会怎么产生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