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琪无论多早上床睡觉，都只有到差不多天亮才能睡着。虽然这样很累，美琪（她坚持我不要用姓氏称呼她）高中时期成绩一直很好，但因为她总是迟到，上早课用总是瞌睡，老师为此多次与她谈过。

美琪的理想是考上医学院。但是，大学早上的科学课她总是无法集中精力，不得已，她从生物学专业转到了文学。研究生时期她也没好到哪里，她要8点半上台授课，那个点她整个人就是死尸一样，然后她就被炒了因为“对工作没热情”。于是，她改变了职业规划，应聘做了营销的岗位，而且该岗位是要求下午上班的，但一旦老板叫她上午过来公司，她就没辙了。现在，美琪失业了。

美琪不是懒，她有“睡眠时段后移综合症”（简称“DSPS”），患上这种病的人他们似乎比较适应夜间的活动，这种失调症状在每750个成人里就有1例。按这个数据估计，超过40万美国人有DSPS症状。本质上来说，DSPS是说一个人的内部生物闹钟跟平常人不太一样。人体内部的生物钟，又称昼夜节律，是与生俱来的，并且在人的一生中的不同阶段经常变化着。（这就是为什么小朋友早上醒得早，青少年醒的晚。）

DSPS患者的内部生物钟比平常人慢两个小时，令他们产生了“社交时差”，正如该词语的字面含义所指：他们跟其他人不同步。在早晨的商务会议上，他们竭力撑开眼睛，因为他们的体内生物钟告诉他们现在还是半夜呢。DSPS对一个人的健康和职业生涯都影响巨大，DSPS患者会有抑郁、焦虑、脑部损伤、心脏病、药物上瘾的问题，更因不正常的睡眠而衍生无数不良症状。

DSPS通常与失眠症混淆在一起，也许因为患者都同样在白天看起来萎靡不振吧。但这两种症状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失眠患者入睡困难，通常是焦虑或其他因素引起的。而DSPS患者在身体需要睡眠的时候是能够正常入睡的。DSPS患者并非都是“夜猫子”，而是即使他们想早点睡觉他们也睡不着。

以上这些，都是对于需要工作的DSPS患者来说是相当困扰的。兰开斯特大学管理学院的心理学家及教授卡里库伯认为，要一个DSPS患者早起上班是在剥夺他的睡眠，会导致他工作效率低下，无创新精神。DSPS患者很难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很多工作岗位都让他们得不到足够的睡眠时间。因而这令很多DSPS患者压力更大，也可能引发工伤。刊于《职业与环境医学研究》2010某一期的一项研究表示，睡眠剥夺使公司一年在每个职员身上平均损失2000美元。

“很显然，”库伯说道，“我们失去了好多能人。”

当然，人们并非从来就是朝九晚五工作每天睡8小时。据人类学家卡洛沃思曼描述，原始狩猎时期，人类睡眠模式在不同的部落和文化上呈现出多样性。有些部落里，在同一时间段睡觉是一项约定俗成的社会活动，而有的部落，人们则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很多研究表明，人类并非一定要遵循8小时睡眠模式。而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也是人们于19世纪30年代发起的一项运动，1876年国会通过了联邦雇员每日工作8小时的规定，接下来的几十年，相关的法规也随之出台。每周工作40小时成为新政的一部分，也就是在那时朝九晚五多少变成了一种标准。

我们经济体系中涌现越来越多工时灵活的工种，DSPS患者也许就是那一小撮的最大受益者了。皮特·曼斯巴思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他拥有哈佛大学与布兰代斯大学的双学历，供职于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的机器人研发部门。但他的身体却不能适应上班时间，要8点开始上班令他无法接受。他最后丢了饭碗，转行做起了电脑编程，这份工作是靠接单来揽活的，工作时间灵活。不过，这也就意味着没有升职，也不稳定。

后来，曼斯巴思成立了一个网站叫睡眠生物钟紊乱网，这是一个由志愿者管理运营，旨在帮助生物钟紊乱患者的网络社群。“很多患DSPS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有这种病，”曼斯巴思说道，“我收到别人发邮件给我说‘我刚看到你的网站，我总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大家都说我很懒，现在知道原来这是一种病症真是太好了。’”

曼斯巴思试过很多治疗手段，如光照疗法、服用褪黑素，但就像大多数DSPS患者一样，从未找到过治愈方法。

“要治疗一个单纯只是患上失眠症的人相对没那么复杂的。”美国睡眠医学院的临床心理学家麦克说道，“目前还没找到特别有效的方法，这些人只能找份晚上的工作了。”此外，如果“夜猫子”和DSPS患者强迫自己遵循普通人的从早到晚的生活模式，那么他们就牺牲了自己最有效率的时间。

“我想无论你采取什么方法，要我早上起床我都是没精神的。”畅销书《闪电大作战》与《说谎者的扑克牌》作者迈科路易斯如是说道，“但是大半夜的时候我就是劲头十足的。”

路易斯的处女作就是写于晚上凌晨时段，他也一直坚持在晚上写作。“晚上写作我才有灵感，”路易斯说道，“我常常写到凌晨5点，如果我继续在这个时间段写作，我觉得我能写出更好的作品。”

像许多“夜猫型”父母，路易斯会早早起来帮孩子们准备上学。（滑稽的是，大量证据表明青少年通常醒得比较晚，且15%的青少年有短期DSPS症状。）“习惯早起的人只是只是盲目遵循我们的文化趋势。”路易斯说，“这就像农民们心照不宣的谋略，而农民这种过时的行为模式真令我无比苦恼。”

如果我们社会规定了每个人的作息时间模式，那么人们就会不得不忍受DSPS症状及与工作相关的睡眠剥夺。好消息是，这种情况将会得到改善。库伯指出，美国已经从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转变为以知识与服务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不过，我们的工种还未与这种转型挂钩。“早到公司，加班熬夜。美国职场人从来都如此，”库伯说道，“经理喜欢员工呆在办公室。”

不固定灵活工时在欧洲已相当普遍。欧洲委员会在09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灵活工作时间“相当广泛存在着”。欧洲各国的不定时工作者占比，在丹麦为62%，在保加利亚为7%-10%，并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达20%-40%不等。根据库伯推测，未来5年，大多数英国职场人将会实现半家庭化办公。

传统思维下，经理往往认为越多人在办公室，则等同于工作产出越大。但是新的研究显示，工作时间灵活的人工作效率更高，在公司供职的时间也更长，因为他们更快乐，也更健康。正是由于这些新研究成果，英国于6月份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每个人都有权利申请工作中拥有灵活工作时间。

这真是天大喜讯，不仅仅是DSPS患者的福音，对公司也是有好处的。公司允许职员有灵活的工作时间，能极大提升职员的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并减低办公成本。用库伯的话说，就是“省了一堆冤枉钱”。

译者  Niki2Ni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