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李超人撤离香港，不是简单的一个原因，而是一系列因素作用，让其作出了如此重大的决策。

大陆和香港地产的高估值与欧洲资产的低估值对比

作为一个生意人、投资人，我们还是将生意放在第一位。毫无疑问，无论是大陆还是香港，地产的估值都是非常高的位置，这种高估值和欧洲资产的低估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从生意角度说，撤资大陆和香港投资欧洲的选择从投资和生意角度说，是一个好的选择。在这方面，我们要充分承认李嘉诚的过人眼光。

虽然，长期看中国地产仍有较大升值空间，但至少未来较长周期内，增值空间远比过去要小得多，甚至还有较大风险。关于地产在中国经济的的系统性风险，拙作《大博弈 中国之危与机（经济篇）》中有详细论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其存在。

世界形势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风险

长期关注占豪微信和阅读过占豪时事作品的战友应该对当前国际局势很清楚，虽然现在世界还不至于引发世界大战，但新冷战的风险却在增加，这一点看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肉搏，再看看中东的形势都可窥斑见豹。一旦西方和俄罗斯形成新冷战，那么全球新冷战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这其中也包括中国。这是当前世界可能存在的局势剧变风险。

李嘉诚家族虽然创业在香港、发展在香港，成就也在香港和大陆，但李氏家族本质上属于西方资本。李嘉诚的崛起是在港英时期，是在汇丰银行等西方资本一手支持下，从籍籍无名到亚洲首富。在其后来的发展中，他的主要资本来源除了自身积累外，融资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西方资本。

大集团企业的发展，背后一定要有金融体系的支撑，李嘉诚旗下企业财团的主要支撑来源于英国金融体系。如此一来，如果未来真的爆发新冷战，真的出现西方金融围堵中国的局面，李氏财团夹在中间将会非常难受。所以，从资本安全角度考虑，李嘉诚将大规模投资撤离到英国是资本回归母巢，是一种避险行为，规避的是大的、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就资本生存角度说，这种做法属于为自保作出的战略调整。

香港的政局风险与地位弱化趋势

过去几年，香港政局越来越不稳，2014年10月更是爆发占中运动。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在过去数年走得越来越歪，已有误入歧途的风险。而且，考虑到中央政府要将上海打造成东方的金融中心，香港未来地位必被弱化。如此意味着，香港的发展空间已经到了基本难以突破的天花板。在这种背景下，李超人撤资也就不难理解了。撤离香港总要有去处，但李氏集团的资本之根显然不是在大陆，所以从资本安全角度考虑，在欧洲资产低估值时撤到英国为主的欧洲虽然不是上上策，但至少是中上策，是较为保守的良好选择。

规避交接班和交接班后的系统性风险

李嘉诚已是耄耋之年，虽然身体健康但毕竟年岁不饶人，故进行财团的交接班是必然的。从过去李嘉诚对两子的安排上看，李氏集团未来的掌舵人显然是其长子李泽钜。但是，相比李嘉诚在政商两界长袖善舞的能力，其子一直低调，恐无这样的大局掌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的做法是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基于此，一方面将一部分资产分散到低估值的欧洲，另一方面又将公司注册地转移岛半岛开曼群岛，就是一种较为稳妥的安排。对李氏家族来说，现阶段稳妥可能比进去重要得多。

对中国反腐和深化体制改革吃不准

过去两年，一方面中国政局大势已定，另一方面反腐之风越刮越大。这种态势，让一些过去与中国大陆某些关键人物关系密切的港商有些吃不准很正常。而且，中国确立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也让李氏家族这个有西方资本背景的财团留有警惕。这可能也是其撤离的原因之一。

当然，如果单单是为了投资，显然中国的机会要比英国多很多。譬如，过去很长时间，中国很多国有企业的股价都低于净资产，未来成长空间也很大，李嘉诚完全可以选择国有企业作为投资对象。中国正在进行产业升级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的大国战略大开大合，未来愿景也非常好，战略投资机遇肯定比英国多得多。所以，李氏家族的撤离，绝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原因和投资因素，而是包括政治等一系列因素在内的综合考量下的抉择。占豪认为，李超人撤离香港，不是简单的一个原因，而是一系列因素作用，让其作出了如此重大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