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报道——哪怕你只是在过去几个月中对新闻略略一瞥，埃博拉病毒在显微镜下模糊不清的图片、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穿着防护服的工作者们的照片，一定映入过你的眼帘。我们从远处旁观着，这个肆虐西非的接触性传染病似乎与我们无关，甚至让人想起了差劲的科幻片。或许，这就是埃博拉的蔓延进入了第二年而世界反应得有些慢的原因之一。

 我在塞拉利昂做新闻研究员的1个月中，防护服能代表的只是我在这片大地上所见的很小一部分。尽管病毒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它真的只隐藏在于背后。面前的是在爱着，吃饭，工作，祈祷的人们。而这些在我看来，丝毫不陌生。在这些照片里，我故意将埃博拉治疗营帐和防护服的照片去除。你们很可能已经都见过这些了，我想给你们看的，是那剩下的99%。

女士们在弗里敦的海边骑着摩托车闲逛。虽然埃博拉已经侵入首都6个月了，人们也只能在这段时间里保持悲伤。这个女孩今天下午看来过得挺开心。他们准备“一点一点”来——也就是“慢慢”来的意思——毕竟现在没有人想在医院结束自己的生命。

塞拉利昂东方省首府凯内马的侬戈瓦酋长领地（Nongowa Chiefdom）的最高酋长，阿哈吉·阿玛拉·B·范加乌（Alhaji Amara B. Vangahun）（身着白色）管辖着25000人口。政府官员可以强制执行法律，但是人们听从酋长的。几个月前，凯内马是埃博拉的高发地区，但范加乌酋长要求他的选民们阻止各党派、宗教会众在埋葬前清洗死于埃博拉感染的人的尸体，以及任何其它可能会加速病毒传播的活动，从而击退了埃博拉。

当埃博拉降临于塞拉利昂东部的凯内马时，医生、护士和实验室技术员们几乎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更不用说他们自护所需的预防措施了。凯内马总医院墙上的小海报纪念着几十个死于这种可怕的疾病的工作人员，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只有二十几岁。

在凯内马总医院，那些护理病人、处理尸体的勇敢的员工中的很多人已经有两个月都没有拿过工资了。这里，默罕默德·科罗马（Mohammed Koroma）站在放满尸体的太平间前。他的工作是把尸体从太平间里搬出来，清洗并送往坟地。他罢过工，可又被上级劝了回来，请求他为了国家志愿服务。在这里，他做着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但他同样疲惫、饥饿，而且需要钱来付房租。“我们已经没有电了，”科罗马说。

感染埃博拉后幸存的人们的血液可能可以帮助治疗病人，所以一些幸存者，包括照片上的两人，捐献了他们的血。我问这个女人，芙迪亚·西塞（Fudia Sesay），为什么要献血。她回答：“在埃博拉病房的几周里，我看着20或者30个人在我身边离世。你一边注视，一边想，我会是下一个。你醒过来，发现前天和你聊过天的人被穿着白色制服的人拖走了。当你去厕所时，需要跳过濒死的人们，一边跳，一边哭。我想献血，这样就再也没有人需要经历这一切了。”

埃博拉袭来时，跨国开采公司们离弃了塞拉利昂，这是弗里敦外的一家中国矿业公司。（译者吐槽：中铁七局具有的是铁路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公路工程等工程的施工承包资质，这名记者不认识中文也不好好查查，真是醉了。。。）塞拉利昂的大部分出口收入来自于开采业，经营着钻石、黄金、铁和铝土矿。

堪博马村（Kamboma Village）的一个女人捶着棕榈树的种子，来收集里面的果仁。等会儿，她会把果仁煎炸、捣碎、煮沸，提取它的油。一般情况下，她会在集市里卖棕榈油——但她现在不能了，因为她的村子为了防止埃博拉进村，和村外人切断了联系。那条策略似乎起了作用，但是村子变得更加贫困了。现在，这个村子必须几乎完全依靠它边界内的产品勉强生存。

 一位医学生搭车来到弗里敦郊区的村庄，检查那些感觉不舒服的人。如果他认为他们有感染埃博拉的表现，比如发热、呕吐或者眼睛呈血红色，他会叫救护车过来。

“拭子小队。”摩托车上的男人们负责收集死者的唾液样本（“拭子”），放在车后一个安全的容器中。然后，将样本送往一个实验室，在那里技术员们可以通过分子技术检测样本中是否有埃博拉病毒。

 在弗里敦升天路附近，孩子们在一个庭院的墙后欢笑，踢球。在经历着埃博拉带来的种种艰辛与恐怖的同时，塞拉利昂人每天都用他们的幽默、慈悲与激动人心的勇气将我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