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排第几，其实，和城市里的居民是否生活舒适安全，并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所谓的“增长”，硬生生拉动GDP，那么，排第一，意义也不大了。

12年前，一篇《深圳，谁把你抛弃》的博文把深圳推上了风口浪尖。12年后，广州似乎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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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个研究机构发表论文指出，广州面临跌出“北上广”风险。其依据是，广州GDP在未来的几年内，会陆续被深圳和天津超越，广州将由GDP“第三城”沦为“第五城”，“北上广”或被“京津沪”或“北上深”所取代。广州官方显然也意识到GDP“第三城”不保的风险，早在2012年，“保三”就成了悬在广州市政府头上的一把利剑。

以GDP排位来评价城市，不仅过于简单，而且充满浓浓的经济决定论思维，但它恰恰与官方的政绩评价体系相融洽，更符合主政者对城市的自我期许。对于一个以建设“国际大都市”为目标的城市来说，GDP第三位置不保显然比城市治安堪忧更为难堪。无论是为了城市的面子，还是官员本身的政绩，“保三”都是排在主政者案上优先级最高的事情。

广州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GDP危机是否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危机？如果城市经济真的出现问题，原有的经济增长潜力已被耗尽，广州可以做什么？又做了什么？

从GDP总量上看，广州与天津深圳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表面上看，是深圳天津追赶势头甚猛，而广州经济增长乏力。官方研究机构广州社科院对此给出的解释是，过早收缩工业化削弱了广州经济增长潜力，新产业尚未形成新的经济驱动力，国家扶持力度不如天津重庆深圳，而且创新能力不足。在这些外部因素之外，则是广州改革锐气和创新精神的减弱。

的确，广州没有北京的政治地位，没有天津背靠北京所获得的国企投资支持，没有上海在金融方面来自于国家政策的眷顾。广州之所以能取得今天如此耀人的成就，不是来自于国家政策的支持，而是市场化不断拓展的自然结果。广州背靠香港，拥有地利之便，加上改革开放初期获得的“先行先试”资格，进而使得广州在商贸服务领域成了全国执牛耳者。广州人一向务实，只要政治钳制解除，市场就会焕发勃勃生机。

同理，如今广州经济增势放缓，与其说是广州过早收缩了工业化和缺少国家政策支持，不如说广州没能继续拓展市场化改革的优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州开风气之先，制度创新层出不穷，公民社会蓬勃发展，人大问政更是为全国所瞩目。如今，改革创新精神弱化，重大制度创新几无出自于广州。反而，政绩工程层出不穷。所谓“保三”，不是对经济模式和制度的革新，而是重回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老路，具体表现为造城造湖，和超前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此种策略让人恍然间以为生活在二三线城市。借用“内陆化”的说法，此可谓经济模式的“内陆化”。

1985年，广州选美大赛，为改革开放以来内地首次。（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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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拉动经济，原本并无多大问题。但政府主导的投资，往往短视且功利。广州近几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造城运动和造湖运动。据统计，在2013年高峰时期，广州共推出了16个造城项目。这其中，个别如博物馆之城，只是虚张声势，但金融城、教育城，却付出了极为丰厚的投入。而造湖运动，更是喊出每个区都有一个人工湖的宏大口号，虽然其立项都被冠以水利工程的名号，但无一不指向房地产开发，与造城运动的指向并无多大区别。

与此同时，广州开始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2014年6月，广州宣布，未来几年将投资8282亿元用于12大工程，共283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七成约为基础设施建设。此举拉动经济增长的意味十分明显。庞大的投资必然要有充沛的财力作为保障，但目前广州却是债务加身。截止2014年1月份，广州市、区两级政府的债务组合大约是2930亿元。广州还有多少财力进行超前投资？

这些债务，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亚运时的挥霍。虽然官方一再声称亚运建设弥补了广州多年以来的基础设施投入欠缺。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这些债务，最主要的两块来自于城投集团和水投集团。对于前者，则是花城广场、广州塔和海心沙的建设维护费用，这些建设，不仅未能带来收益，反而还在不断盘剥财政，为避免债务风险，政府进而还要划拨优质资产以填充基本面。更荒唐的，则是一天一个亿的亚运治水投入，除了制造出东濠涌这样一个玻璃鱼缸之外，其他河涌基本在几年后被打回原形，而财政每年要为此支付20亿元还款还息。

随着更多投资项目的上马，广州城市债务只会更多而难以更少。随着经济下行趋势确定，财政收入增幅必然下滑，为了还债，广州不得不加大卖地力度。依靠卖地收入填补财政亏空，这就是土地财政的基本肌理。根据同策咨询机构今年发布的《45个楼市限购城市土地财政依赖度分析报告》，广州土地财政依赖度为60.5%，高于北京上海天津，更是深圳的两倍有余。广州对卖地的狂热在2013年和2014年达到高潮，2013年广州完成卖地收入838亿元，是预期的1.8倍，是前一年的两倍有余；2014年，即便在楼市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广州依旧在11月份提前完成了800亿元的卖地任务。

之所以不厌其烦，罗列这么多数据，一方面是想说明广州为了保增长付出了怎样惨痛的代价，这些代价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不计未来的。依靠投资拉动经济，投资总有耗尽的一天，寅吃牟粮，一任官员在任不过几年，留下的烂摊子却让全体广州人承担。

另一方面，这样铺大摊子的投资，其中将会隐藏多么大的贪污浪费。造城运动不问造城必要性如何，造湖运动不问水利工程是否需要这么大的投入，亚运大治水财政成了无底洞，而类似有轨电车这样的工程，更是毫无开工的必要……以发展之名，行贪污浪费之实，这才是隐藏在投资拉动经济思维背后的利益症结所在。

1987年，广州街头排队购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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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经济模式和制度层面，解决方案却选择了最简单的造城和投资模式。之所以会做出这种选择，无非是看到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快速效应，能够在短期内保证GDP优势地位不辍，而丝毫不顾长期的经济发展。毕竟，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则需要付出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改革创新更要面对更多的利益挑战。虽然没有人不知道只有从根底里的变革，才能扭转广州经济的颓势，但对于为官一任的主政者来说，广州的长期发展与他们真的有密切关系吗？

不如来看看广州目前所作出的所谓突破：上无国家政策支持，下有上海深圳竞争，广州目前却做起了金融城的美梦。广州在珠江新城之侧，另起炉灶打造金融城。实际的金融改革措施并没有看到多少，只看到一座座工厂用地、一个个城中村被连根拔起，这仍旧未脱造城逻辑的窠臼。

另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则是南沙新区，南沙虽然最近接连斩获国家新区和自贸区的功能定位，却未得到多少实质性的政策实惠，到现在仍旧只是一个概念包装。事实上，南沙规划一直处于摇摆之中，几乎一任官员一种规划，从工业基地到滨海新城再到物流港口，南沙就这样被耗尽在无尽的利益扯皮之中。

管中可以窥豹，一边是投资拉动经济之下的造城运动，一边是改革创新的停滞不前。经济增长势头放缓，不只是经济模式的问题，整个官僚体制乃至制度层面都被这种急功近利的思维所笼罩，官方陷入GDP第三城之争这种政绩游戏之中不可自拔。

GDP第三城，对于广州到底有什么意义？于普通市民而言，顶多只是夜晚吃着地沟油炒田螺时的吹牛资本。但广州发展遇到问题，却不能不让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挂怀。这不是对广州有可能跌出“北上广”风险的担忧，而是对广州改革锐气的消失的不满。广州人或许不屑于与别的城市进行比较，但不能看着广州甚至比过去还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