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20岁，不应该是什么都没空想，只知道穿漂亮衣服憧憬未来么？

我最近时常有一种感觉，我在把15岁、25岁、35岁混着过。

15岁的那个我，惊异于中国史助教英俊得古今咸宜的脸，一冲动就拿了期中考满分；25岁的那个我，整日对着橱窗算计着巴黎世家的新包，盘算再写多少字就能拥它入怀；35岁的我，跟我妈聊谁家女儿出国勾搭上了南汇首富，埋怨她当初心疼每年50万，现在损失了500平。

但事实是，今年我刚满二十岁。

那次买票进影院看《致青春》，跟屏幕上的剧情相比，观众席上的反应更戏剧性。旁座跟我年纪相仿的女生，不断输入短信又逐字逐句删除，哭得肝肠寸断。陈孝正在开水房里咆哮着说分手的时候，很多女孩子悄悄戳了戳男友的手臂，低声说你看，现实多残酷。

对着一圈平均年龄不超过25岁却代入感强烈的观众，我很想拉住他们问一问：明明过的是牵手上自习的日子，怎么就能感同身受抉择前途和爱情的严苛命运？

可转头一想，我自己不也是么，排除了确定毕业要出国的，因为知道异国恋肯定分，排除了偏远农村的，因为讲究成长环境相似，排除了父母离异的，因为相信家庭环境对人的潜移默化影响；甚至排除了打飞的看NBA球赛的富二代，因为我妈反复强调“门当户对”。

——这些排除选项，所谓的“雷区”，我一个都没踏入过，对我而言，它们都只是教条而非教训。但我仍然恪守了，不止恪守，我还用阅读来装点门面，把那些枯燥的“老人言”修饰得有理有据声情并茂。

我把四十岁的慨叹强行移植到自己脑袋里，还靠那点文学素养把它修剪得枝繁叶茂，旁人看了都一阵恍惚，以为背靠这棵从未扎根的大树真的能乘凉。

当然，这事也不能怪我，放眼望去，二十岁的男生们在机场励志书架前翻阅李开复曾国藩，女孩子们被妈妈耳提面命“相处久了都一回事，还是房子靠得住”。我有靠倒卖小米手机赚得第一桶金的朋友，有第一次约会就套出对方住址的朋友，有深谙出国申请潜规则的朋友，有讨来Gucci空纸袋摆拍的朋友，他们活得很好，在成功人士的道路上一往无前春风得意马蹄疾，只是我有时跟他们聊天，脑袋里会蒸腾起一个念头——二十岁的他们，怎么跟饭局上剔着牙说中南海秘闻的叔叔伯伯，麻将桌上攀比镯子材质的阿姨婶婶差不多。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桌的你》这类瞄准八十年代大学生的怀旧情结的电影，会同样精准地射中九零后的心脏——我们也有过碰到对方手指都红着脸躲避的年代嘛，只是被提前到了初中；我们也有过机场依依惜别的桥段啊，只是那年才读高二；等到了大学，我们已经学会了跟市场经济互联网时代巧妙周旋——搞创业的知道要噱头，搞学术的全靠导师，女人嘛，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文凭只是敲门砖。也是，发福的高晓松都娶了又离了90后美女了，你凭什么不从白衣飘飘的虚妄时代抽身？

杨绛说，问题在于读书太少想得太多，要我说，我们书读得不少，吸纳的也挺多，只是聪明到不敢试错。干脆承认吧，我们这一代，其实都是默认了“预设方案”的人。

——我们都还没有见过海，就知道该在海滩上用手指写下姓名圈个爱心；还没有见过山，就知道要在登顶时高高跳起抓拍矫健身影；还没有尝试初恋，就知道它必定夭折只留下日记里语焉不详的怀念；还没有坚持初心，就知道现实嶙峋得一塌糊涂理想主义者必定粉身碎骨。

我们都太迷信别人的经验，靠阅读和辗转听说，透支了对未来的期待和新鲜感，以后哪怕去了海边登上高山吻了初恋拥抱了理想，也只是一场按图索骥。你拿着旅游攻略摸索到了那条小巷子，点点头说和别人的描述差异不大，然后比起V字合影留念，好了到过了，接下来就该返回故地继续寻常人生。

你其实从来都只是身临其境，没有试过从安全区越境。

但另一面，不断被提前人生步骤的我们，又特别擅长往后推延。

几乎我所有的朋友，都爱设想“以后有了钱”的场景。高蹈一点的，说要捐款做慈善，清新一点的，说要环游世界，家国情怀的说要扶助西部贫困县，精英主义的要送孩子出国接受最好教育。对他们而言，人生是分成两截的——前半段为生计打拼为爱马仕毛毯卖命每天坐地铁去陆家嘴上班，后半段爱咋咋地高兴了也能顺手支持一把高喊口号的年轻人，至于具体要多少钱才能切换人生主旋律，他们不确定——“反正是很多很多，多到能够提供安全感，能够任性地支配人生”。

可是，既然对人生不是别无他想，为什么不能以20岁为起点，非要以40岁、50岁甚至80岁为端点才开始践行自我呢？

他们用那种垂怜的眼神看着我，循循善诱：“你知道gap year一年，对将来找工作影响多大吗？你知道去西部支教，等于耽搁了多少前程吗？你知道两个外省人在一线城市供房贷有多艰难吗？你知道跟艺术搭边的工作有多难出头吗？不是谁都能试错的，犯错需要资本，只有父辈提供了充裕的原始积累的人，才能在撞墙后迅速回头，我们普通人都是踩钢丝，一失足就是落尽山谷，永不翻身。”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相信这是真理，就像相信四十岁前拿健康换财富，四十岁后用财富换健康是成功的铁律。但，看多了四十岁后积重难返的身体状况，我就开始困惑——四十岁怎么就能成为一个转折点，硬生生把人生拗到新的方向呢？就像一个成天大嚼汉堡拿可乐当水喝的人，怎么能突然习惯吃素一样，一个从来都在为更高的经济效益奋斗的人，怎么就能突然拥有社会责任感呢？要是前半生都在不择手段地原始积累，要怎么在四十岁时捡回初心重新划定道德底线呢？

再则，非要拥有足够财富，再来谈奉献谈梦想谈实现自我价值的话，这个“足够”是要多够呢？要知道，安全感这玩意，比爱情还不可捉摸，高更流落荒岛双眼失明都觉得自己坐拥一切美妙，金正恩身为八零后权势排行榜第一名仍然在忧虑朝鲜人民所剩不多的好奇基因。就算这个“足够”可以有确切衡量的指标，发财的也就那么几个人，那剩下的，全都任由灵魂逐渐干涸寸草不生吗？

虽然唯物主义教导我们，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仔细想来，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真的必须以经济发展为条件吗？一个毕业生选择职业时不热衷于跟大潮，一个美女考量伴侣时不纠结房子多少平，一个官员做决策前想一想底层，需要拖累多少GDP呢？每次看到有人用资源很匮乏经济不发达来为年轻人的利己主义开脱，我都会想，房价和梦想之间，名表和责任之间，钻戒和真爱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到底有他妈的什么关系呢？

所以，在近年的国产烂片热潮里，我最痛恨那类“校园里你侬我侬，一毕业就你死我活”的戏码，就像四十岁不会成为人生主旋律的分水岭一样，一扇校门从不能阻隔纯真和市侩，踏入社会后随波逐流的人，本来也就是在考试前缠着老师套题的人。他们怀念所谓的干净的初恋，也就像《雷雨》里的周朴园怀念鲁侍萍一样，只是为了证明胸腔里还有心脏跳动，血管里尚存一点温热，赶她出门时，下手可是干脆利落。

退一万步，就算现实真的步步紧逼，情怀节节败退，你也先勉强交手几个回合吧。这世界才刚虚晃一枪呢，你别掉头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