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面对这一轮科技创业公司的飞速成长和高科技公司的业务扩张，美国人表现出了少有的漠然，相比道德，他们天性里获利的基因似乎占了上风（虽然在美国国内也爆发了“占领硅谷”运动）。但在美国之外，反对可十分强烈。美国人要警醒一点了，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究其原因，2013年斯诺登的爆料行为是个导火索。斯诺登给美国带来的最大损失是，他们在网络安全和很多问题上都丧失了所有公信力，无论是对盟友还是对敌人，无论是对国内民众还是外国人。

对于那些在硅谷起家的创业巨头们来讲，大西洋彼岸的近况堪称糟糕。据《金融时报》本周报道，负责欧盟立法与监督的重要机构——欧洲议会正酝酿一项动议，提出拆分谷歌的欧洲业务，让谷歌在欧洲的搜索业务与其他业务分家。该提案已得到欧洲议会两大政党欧洲人民党和社会党支持。

谷歌Ulber玩不转了

虽然欧洲议会并未拥有拆分谷歌的权力，但此举可以向欧盟的常设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施加压力，促使该委员会推动对谷歌的反垄断调查，或者最终以立法形式迫使谷歌“就范”。因此，欧洲议会的动议可能是迄今为止谷歌在欧洲最具长远影响的威胁。

如果说硅谷“老大哥”谷歌这次是遭到欧盟机构“当头棒喝”，那么硅谷“当红炸子鸡”Uber就是在欧洲市场连连碰壁。这家用车服务供应商志在掀起整个交通运输业革命，如今却被德国封杀，在伦敦、新加坡等欧亚大都市的发展也相继受挫。和Uber同病相怜的还有Whisper。这家人气社交媒体平台承诺用户会隐藏他们的真实身份，却陷入屡屡“食言”，据披露，即使用户拒绝Whisper定位“地理位置”请求，该应用仍在追踪了解客户的相关信息。

看来当今美国的杀手级出口品——“大数据”可能碰上了大麻烦，欧洲人正划下红色警戒线，限制那些从事数字技术联网、“共享经济”和存储用户海量信息的公司发挥他们的巨大魔力。

投资者目前仍然对硅谷公司面临的违反法规、挑战传统以及低级操作失误等问题保持乐观，但对这些问题十分关注。假如谷歌被迫将搜索引擎与其他业务分离，资本市场对该公司的估值必然缩水，公司的数据库也不再全面，其搜索引擎的潜力也会削弱。Uber于2010年年中在旧金山起步，不到四年时间里，业务已遍布全球229个城市。去年夏季，该公司估值高达182亿美元，如果现在增长减速，会不会影响未来Uber上市？

而更糟糕的是，主管竞争事务的欧盟委员华金•阿穆尼亚（Joaquín Almunia）还预计，谷歌将面临比微软更残酷的持久战。当年微软因涉嫌垄断同欧洲监管机构鏖战16年，最终以被罚20亿美元惨淡收场。阿穆尼亚调查谷歌已有四年，眼下即将卸任。联想到最近欧洲议会要求谷歌拆分的草案，他此番预测的可信度和时间点耐人寻味。

欧洲人的担心

当前谷歌引起欧洲抵触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担心谷歌对数据保护不力以及漠视用户的隐私权，欧洲人担心谷歌没有能力存储无限期收集的个人数据。另一担忧是谷歌涉嫌违反反垄断法，以及谷歌处理其引擎搜索结果的方式。由此引发的指控是，谷歌操纵搜索结果，偏袒那些和己方有利益往来的公司，损害了其他公司的利益。用欧盟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谷歌的搜索引擎不够“中性”。

欧洲人的担忧不无道理。前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技术承包商员工斯诺登去年爆料，多家硅谷知名公司在配合NSA2007年推出的大范围全球监控项目——“棱镜计划”。有这样的“前科”在先，谷歌几乎毫无可能逃脱有关隐私权的质疑。今年5月，欧盟的最高法院欧洲法院对谷歌提出起诉，命令谷歌按照用户要求删除用户此前的一切相关参考信息。这类用户请求现在正海量涌向谷歌。

可以预计到，在反垄断问题上欧洲议会对谷歌绝不会手软，应该会重拳出击。该机构暗示会投票中一致通过谷歌拆分业务的提案。若该方案获得通过，就会被递交到欧盟委员会，阿穆尼亚的继任者玛格丽特•韦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将参考该方案的建议决定怎样采取行动。

自2013年斯诺登透露NSA窃听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以来，德国就成为谷歌开拓欧洲市场的一大阻力。这次德国无疑也会充当拆分谷歌搜索业务的主力军。预计韦斯塔格将与负责新数字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欧盟委员古特•于廷尔（Günther Oettinger）合作处理谷歌拆分案。于廷尔是默克尔的盟友，也是坚决打击隐私问题的强硬派。谷歌欧洲分公司显然不可能开心度过本周四这个感恩节。

美国人那一套要收敛点了

硅谷巨头尚且如此，新生代的日子当然不好过。Uber在不断碰壁中屡战屡败，而且看起来这种境遇还有些咎由自取。今年夏季欧洲多个城市都爆发了出租车司机针对Uber的抗议活动，此后德国法院正式介入，9月以一纸禁令封堵了Uber在德国市场的生路。

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欧洲挨“闷棍”的Uber开始在全球其他地区遭到“挤兑”。新加坡政府宣布，从明年年初开始，限制Uber在当地提供用车服务。

除了禁令规制，这三年来Uber的高管还因为他们在公众场合的表现背上了轻浮、没品味、不道德的标签。最新的例子是，Uber负责业务的副总埃米尔•迈克（Emil Michael）公开表示，对那些批评Uber的记者，该公司应该聘请调查员揭发他们的私生活。后来据爆料，Uber的纽约分公司果然全程监视一名记者纵穿纽约市和Uber高管的会面过程。

不久以前，Uber的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又上了头条。他威胁，假如投资者将为Uber的竞争对手注资，就要在即将进行的一轮Uber融资中面临惩罚。

同样声名不佳的还有Whisper。如果你没听说过这款2012年诞生的应用也不足为怪，但凭其拥有数百万用户也不足小觑。上月英国《卫报》报导，Whisper的应用追踪用户信息，在可搜索的数据库中存储这类信息，并与美国国防部的军方人员分享他们收集的用户数据，还在开发一种符合中国审查标准的应用。而在跟《卫报》记者谈到这些话题的时候，Whisper的高管们公然撒谎。

对比美国媒体的报道，欧洲媒体处理得更旗帜鲜明，这也体现出欧洲素有严格监管企业和保护个人与相关利益群体的传统。

在欧洲，上述硅谷公司面临的不仅是监管和法律方面的阻碍。《纽约时报》科技专栏作家法哈德•曼居（Farhad Manjoo）上周在文章中指出：“文化决定了科技企业的生死存亡……最终决定一家企业成败的并非超群的技术，而是企业员工的价值观和行为。”

这话很在理。此外，从业三十余年的美国记者、专栏作家帕特里克•史密斯（Patrick Smith）还提到以下几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在硅谷，也许企业家不可避免地要利用一些有启迪教化意义的正面形象。比如Uber的卡拉尼克就在个人Twitter账号上用了美国国父杰弗逊的肖像作为头像，可那些只是空洞的图片，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Uber代表的企业文化是“大数据”和不惜一切代价获利。和美国人不同，欧洲人对Uber的这两种形象完全不能淡然接受。

二、一些硅谷的商界明星形象恶化，正在沦为低情商、高智商的天才。事实证明，他们在实验室和公开计划的办公室里可谓才华横溢，到了需要社交情商和政治素养的场合、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公众场合，他们却和蠢材无异。欧洲人恰恰比美国人更看重公众场合的表现。

百年前，美国知名社会评论家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n Veblen）对当时新兴的社会阶层——企业工程师做过精到的评价，说他们是“过于精专的怪人，有些大学里兄弟会那种社团的狂热气质，但为人并不可靠”。在硅谷企业文化与欧洲人理性原则强烈碰撞的今天，范伯伦当年的评语值得回味。

编译：若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