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如果年龄无关紧要，而是心态决定了我们的身心健康，会是什么样？

1981年秋季的一天，八位70多岁的老人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座改建的寺院门前走下了一辆面包车。他们举步蹒跚，其中的几位关节已经变形，还有两个拄着拐杖。随后他们走进了大门，进入了一个时间隧道。佩里.科莫在一部老式收音机里唱着歌，艾德.沙利文在一台黑白电视机里欢迎着客人。

里头的所有东西--包括书架上的书籍和到处摊放着的杂志--都被设计成1959年时的情景。在五天时间里，这里将成为这些老人们的家，他们在参加一项重要的试验，这是由一位名叫埃伦.兰格的年轻心理学家设计组织的。

这些受试者的健康状况良好，但岁月在他们身上都留下了痕迹。“这是75岁以前，从新开始的55岁，”兰格说到，他现年67岁，是哈佛大学任教时间最长的心理学教授。在来这里前，给这些老人做了各种身体检测，如灵敏度，握力，柔韧性，听力和视力，记忆及认知能力等--差不多当时老年医学研究领域最新的测量年龄的指标都用上了。兰格估计这些受试者在经受了相当强度的心理干预后，他们的指标值五天后会发生很大变化。

兰格早已在着手进行若干老年病的研究。在一项研究中，她发现那些已经表现出早期记忆衰退征兆的住在养老院里的老人，在鼓励他们努力记忆后，能提高他们在记忆测试中的表现--很多例子都印证了这一点，看上去面无表情一直被误认为是大脑退化的表现。

在另一项现在被视为是社会心理学的经典之作的研究中，兰格给两组住在养老院的老人都发了盆栽植物。她对一组老人说他们要负责让这盆植物成活，他们也可以在当天改变自己的活动安排。对另一组老人则说工作人员会照看那盆植物，而且他们不能改变当天的活动安排。18个月后，可以自己安排时间的那组老人不仅依然气氛活跃，而且谈论照顾植物的话题是另一组的两倍。

对兰格来说，这就是那一天生物医学模式的证据=-即精神和身体相分离--是不对的。其理论是“得病的唯一途径是病原体的侵入，而要痊愈的唯一办法是消除病原体。”，当我们十二月份在剑桥会面时，她这样说到。她因此认为病人要想使自己痊愈需要心理上有所“准备”--这样可以激发身体完全靠自身采取治愈措施。把那些老人召集到新罕布什尔州，是为了进行她后来称为让时光倒转的研究，这可以成为一种检测这一假设的办法。

试验组里的受试者被告之不但要追忆以往的岁月，还要身临其境--“在心理上尝试着成为22年前的自己，”她对我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你们能做好这些，”她对这些人讲到，“你们就会感受到自己就像在1959年时那样。”从他们踏进那扇大门时起，他们就被当成比自己年轻的人对待。这些老人被要求必须自己把随身物品拿到楼上去，即便一次只能拿一件衬衣也得如此。

每天，在他们谈论体育（强尼·尤尼塔斯和威尔特.张伯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体育名星，译者）和“当前的”新闻（美国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或仔细分析他们刚看过的电影（“桃色案件”，吉米斯.图尔特主演）时，他们用现在进行时谈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和事--这是兰格创造的主要的认知启动办法。不能有任何东西--不许有镜子，不许有现代服装，除了他们自己很年轻时的照片也不许有其他照片--破坏他们跨越22年的感觉。

在活动要结束时，又对这些老人进行了一次测试。在若干测试中，他们都超过了另一个试验对照组的人，那些人在他们之前来到这所寺院，虽然也鼓励他们进行回忆，但没有让他们想象回到青年时代。他们有很大的可塑性，表现出了较强的动手能力，而且提高了眼界--正如兰格预计的那样。

或许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视力也提高了。独立的评判人员说他们看上去变年轻了。兰格对我说，这些试验对象已经“把他们的心境放进了从前，”他们的身体也一起跟着同行。

结果似乎有些太过于好了。他们暂停了下来。兰格说：“它让人感觉有点儿像披着神秘色彩的卢尔德市（法国西南部的一个神秘城市，译者）。”虽然她和她的学生们将把这项试验的情况作为一个章节写进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名为《人类发展的更高阶段》的书里，但他们却放弃了许多使人好奇的内容--比如下意识触摸足球的游戏，这发生在这些老人在等着乘坐大巴返回剑桥的时候。而兰格从没把这件事透露给这些刊物。她担心这种东西会被退稿。

毕竟，这只是一个小样本的研究，只进行了五天的时间，设计上存在着大量潜在的混淆变量。（或许这项试验设计的新颖之处或尽力取悦测试者才造成了这些重要改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项研究的不规范化使得兰格都不愿将它公示于人。她说：“这和我知道的在现场做的所有试验都太不一样了，”“你不得不表示赞赏，大家都不谈身心医学问题。”

兰格不打算重复这项试验--主要是因为太麻烦和成本太高；每次她想再做一次时，她都会说服自己放弃。到了2010年，英国广播公司推出了一个名为“年轻的人们”的娱乐节目，兰格在这个节目中当顾问，这档节目用六位年迈的过气名星作为受试者。

这些明星乘坐老式轿车来到一座精心设计成1975年户型的乡间别墅，来到一堵当年俗气的艺术墙前。他们一周后重新露面，像兰格请到新罕布什尔州的那些老人一样，明显变得神采奕奕，他们的健康指标用不同的方法测试都有显著的改善。

其中一位是坐着轮椅来的，走的时候只用了一根拐杖。还有一位，刚来时，没有他人帮助连袜子都穿不上，后来却能主持告别晚宴，精神百倍地忙前忙后。其他人也都精神矍铄看上去年轻了很多。他们被拉进了公众的视野之中，重新感受到了追捧，而且或许像兰格后来相信的那样，重新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是使他们身体变好的关键。

这个节目通过四期播了出来，获得了“英国电影学院奖”（英国的艾美奖）的提名，重新引起了对兰格工作的关注。哈佛大学麦德林医学院的临床主任，精神病学家杰弗里.雷迪格和他的一些同事去年受到兰格一位朋友的邀请观看这部片子。雷迪格知道兰格原来在新罕布什尔州进行的试验，但是这个专门被拍成电视节目的试验却对实际生活带来了现实意义。

雷迪格对我说：“她是哈佛大学里真正懂这个专业的人之一，”“健康和疾病更多地依赖于我们的心态和心情，而我们怎样更多地用心而不是身体去体验生活，才刚刚开始受到关注。”

去年，在我们一起从学校步行来到兰格在剑桥的家时，她的屋里就像冰柜一样寒冷。她屋子的后门整天都是敞开的，以便她那年迈的宠物狗格斯能随时跑到院子里去玩。（兰格的生活伴侣，南希.海明威一般都在家，但这时却不在。）格斯脑子里长了个肿瘤。兰格说：“大家一年前就以为它要死了。”“但我却认为它会比我们都活得长。”

在厨房里，兰格开始为做卤汁面拿出宽面条，这是她为这学期结束而举办的聚会准备的。这将是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最后一次和学生在一起，大家在寒假里将各奔东西，她要去墨西哥的巴亚尔塔港度假，在那里她和南希还有一套房子。（兰格打算用网络电话参加每周的试验室会议。）

我看着桌上的饭菜问道：“这是祖传的食谱吗？”

她告诉我：“我从来不按食谱做饭--你应该知道这个。”她放了一大堆奶酪。“另外，如果我搞砸了，那得浪费多少钱啊？”兰格说到。她又问了一句：“难道这是最后一顿饭吗？”“难道我做不好卤汁面，我的学生就不喜欢我了？“

兰格出生于布朗克斯区，后来进了纽约大学，在主修化学专业时，她也选修了一些医学方面的课。这一切在她听了《心理培训101》这门课后彻底改变了。讲这门课的是菲利普.津巴多教授，他后来去了斯坦福专门研究管理机构的作用及公众对其服从程度的问题，这些都在他在监狱做的著名试验里得到了很好阐述。像津巴多教授所说的那样，人的行为要比她正在学的东西有意思得多，兰格因此立即就换了专业。

她在耶鲁大学继续完成自己的毕业论文，那里一种纸牌游戏引起了她的兴趣，让她的博士论文专门研究起了平时很有条理的人出现的神奇想法。兰格的结论是，即便是聪明人，在遇到偶发事件时也会成为”控制错觉“的牺牲品。我们并不是真正理性的动物。我们的认知偏差经常会把我们引向错误。

兰格的观点，即人受的教育并不是为了进行思考，所以极易受到貌似正确实际上错误的观点的侵扰，而这些东西充斥在”行为经济学“的很多原理以及像丹尼尔·卡尼曼（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这类人的著作中。但是和许多系统研究一个概念直至自己认可为止的学者不同，兰格漂移不定的思路很快就转向了研究其他领域。

她说：”我从来都不是--或许这是一个性格缺陷--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人，“”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有很多想法。如果我现在极感兴趣的东西搞不出结果，没关系，因为总会出现下一个目标。“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兰格开始相信大多数人不光是因为自己的偏见误入了歧途，他们显然还忽视了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正如她所说的：”他们让自己置身事外，“兰格分析到，如果你不了解身边发生的事，你就很可能陷入误入的歧途中。她开始了若干项研究，来说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怎样很容易就被精心的设计所操控。

在其中一项研究中，她和同事发现，如果一份内容荒唐的部门之间的简报看上去很像一份正式的简报，办公室的白领们就很容易去遵守。在另一项她和自己在耶鲁的老师罗伯特.阿贝尔森一起进行的研究中，他们请治疗行为问题的医生和传统医学的医生来看一段录像，内容是对一个人进行的采访，这个人被冠之以”病人“或”申请工作的人“，然后让他们评价一下这个人。

行为科的医生不管这个人是病人还是申请工作的，都认为他很适应那里的环境。但是那些传统医学的医生则认为那个被冠以”病人“的人要明显紧张很多。兰格说，即便是那些受过良好培训的观察者”也会被冠名盲目误导。“

兰格说，如果人们能够学会随时留意，而且能察觉到自己可把握的机会，他们就能发挥出自己的潜能并增强自己的健康。兰格让人处于留意状态的方法不同于东方式的”冥想“--徜徉在人大脑中的思想和感受客观感知--这种锻炼现在在全世界大行其道。

她的办法重点在于留意你身边时时发生的变化，从坐在餐桌你对面配偶的气色变化到你哮喘病症的些微改变。当我们能”主动发现新的变化，而不是依赖于习惯“时，我们的生活就会有生气；而当我们有生气时，我们就能得到提升改善。实际上，”幸福和增强体质“是兰格从踏入这一行业时就树立的目标。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马丁.赛里格曼已经成了积极心理学之父。在2008年前一直在哈佛给本科生讲这门广受欢迎的课的泰.本-萨沙尔博士，把兰格称为”积极心理学之母“，以赞扬她早期对这一领域的贡献。

兰格后来认识到增强健康的一种办法是使用各种安慰剂。安慰剂不只是伪装成药物的糖块，虽然文字上是这么定义的；它是一种干预办法，无害但服用者却相信它有效力，能够产生显著的生理变化。安慰剂的作用是惊人的，还没有完全被人们所了解。完整的学科，如心理神经免疫学和精神内分泌学已经出现，专门用于研究心理和生理活动过程之间的关系。

神经医学工作者正在绘制只靠期望来减少帕金斯症的痛苦或症状时大脑活动的图表。越来越多的传统医学工作者认识到安慰剂的作用，并使之应用于自己的医疗实践中。但是兰格早已超越了这些。她认为它们的作用极大--其作用大到在很多治疗中，实际上它们是产生疗效的主要因素。

她拿自己2009年在一家美发店做的试验作为例子。她做这项试验是因为受到一个学生的启发，这个学生在十年前参加了三位科学家搞的试验，这三位科学家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观测了4000多名受试者，他们发现在参加他们试验时秃顶的男性要比那些头发完好的人更容易得上前列腺癌。

这几位科学家搞不清其中的联系，虽然他们怀疑雄激素（男性荷尔蒙包括睾丸素）对头皮和前列腺都有影响。兰格则有另一套理论：”秃顶是年老的一种表现，“她解释说。”因此，那些早年就发生谢顶的男性可能会将自己视为老人，因而可能会预计自己会更快变老。“而这样的预期可能真会让他们体验到老化的影响。

为了了解对老化的预期和心理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兰格和她的同事们策划了在美发店进行试验研究。他们让助手接触了47位女性，年龄从27到83岁，她们都准备剪发，染色或兼做二者。先给她们都测了血压。在她们美完发后，请她们填写了一份有关自己对自己容貌感觉的问卷，然后又给她们测了一次血压。

在2010年《心理科学透视》杂志上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他们披露了那些在美完发后感觉自己变得年轻了的受试者，血压都有所下降。

几年前，兰格和她的一位学生艾丽娅.克拉姆还对84位酒店女服务员进行了一次试验，结果发表在《心理科学》杂志上。这些服务员中的大多数都说自己每星期一般都不做什么锻炼。

研究人员启发这些受试者换个角度想想自己的工作，告诉她们清理客房也是一种很剧烈的运动--活动量不亚于卫生部门号召大家做的锻炼。她们的看法改变后，和另一个对照组的人员相比，这些女服务员的体重马上就出现了下降（其他指标如身体质量指数和腰臀比等都得到了改善）。所有别的因素都没有变，唯有心态（思维模式）有所变化。

批评者们又在找别的籍口--兰格没有考虑统计误差或那些体重下降的受试者们的微妙行为变化等因素。否则的话其结果就似乎有违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兰格回应道：”对此我想说，‘没有任何一个学科是完美的，’“”如果当今的物理学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或许物理学本身需要做一些调整。“

兰格说，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独立或与人合作一共写了200多份研究报告，而且现在还依然用惊人的速度撰写研究成果。就在寒假前，在她召开的最后一次有二十来位学生和博士后参加的会议上，兰格一直在桌边忙得团团转，查看近30份试验报告，所有都是有关操纵受试者思想的。在有些试验中使用一种特制的时钟，可以设置成半速或双倍速运转。

在一项试验中，他们迷惑睡觉的受试者，让他们醒来时猜自己睡过去的时间比实际长还是短。她相信短期记忆和反应时间的测量值会相应有所变化，不管受试者实际睡了多长时间。在一个尚未发表的对糖尿病的研究中，兰格想证明类型2糖尿病的生物化学过程也可以用同样的心理干预来操纵--受试者对过去了多长时间的看法。

她的理论是，糖尿病的血糖水平会根据自认为的时间而不是实际时间变化；换句话说，这个水平会根据受试者的期望而上下浮动。而且这已得到她的数据证明。当今年秋季她的一位学生把这一结果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她时，她几乎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她告诉我说：”这是用心理疗法治愈糖尿病的开始！“

一些新的试验依赖于改变自我认知的变量。在一项使用替身的研究中（计划在人头涌动的游乐场“虚拟人生”进行），受试者们将会看到数字化的自己正在打网球，而且在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变得苗条。兰格正在研究观看自己的替身是否会对本人带来心理上的影响。兰格说：”你在看你自己，你正在打网球，“”问题是：这样会不会让人减重？我们拭目以待。“

兰格的一些同行把她视为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位很有价值的人物，称赞她独到的聪明才智和独创性的研究方法。作家兼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平克对我说，她在哈佛所在系里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这里经常出”离经叛道的人做不合传统的事，“包括”B.F.斯金纳的乌托邦小说和宣言及赫布.克尔曼搞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组成的交友小组--更别说奈莫西.利里和理查德.埃尔帕了，“他们都能成为拉姆.达斯。

但是，兰格的观点会和当今学术界的严谨产生冲突。有时候，她会同样重视偶然策划出的想法和由同行审稿的研究报告。她信马由缰地给我讲了在新罕布什尔州做的让时光倒流的研究试验又被”模仿着“做了三次--分别在英国，荷兰和韩国。但这些都不是做试验而是为电视台做节目。

这项研究让兰格的名字充满了争议--在养老院做的种植物的试验--“现在来看没有多大可信度，也达不到严格的标准要求，”宾州大学医学院退休心理学教授，喜欢到处写文章揭露伪科学的詹姆斯.科因说。（虽然如此，就连科因也承认，“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成果都是可信的，包括我自己研究的抑郁的人会让别人也抑郁等。”）科因说，兰格的长期贡献“将在他们鼓励进行的思维和试验中显现。”

四年前，兰格和她的同事在《心理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内容和当初他们在新罕布什尔州所做的时光倒流试验在精神上最为接近。在这里他们依然认为安慰剂是一种有益的东西，在特定情境中能够发挥效用。他们让两组受试者都进入飞行模拟器。其中一组人被告知把自己当成空军飞行员，并在驾驶模拟飞机时让他们穿上飞行服。另一组的人则被告知他们的模拟器出了故障，他们只能假装在驾驶一架飞机。

此后，他们给这两组人做了一次视力检查。那组驾驶飞机的人的视力比另一组人的高了40%。很明显“心态的操纵可以抵消假定的心理限制，”兰格说。兰格想到，如果某种提示能改变视力，那就应该在所有事情上都有这样的效果。她从那以后多次说过，最终的结果就是要“把控制健康的权力还给我们。”

去年春天，在时光倒流试验又被人们旧话重提时，兰格和一位博士后黛博拉.菲利普斯正在聊天。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格兰研究了健康心理学的方方面面，并测试了心理在减轻各种痛苦方面的巨大作用。或许现在是最后再进行一次时光倒流试验的时候了。

但是如果他们再做一次，她希望增加一些难度：能否让癌症病人的肿瘤变小？兰格经常会说她也不知道她的很多想法都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她这个想法的来源却是再清楚不过了：转移性乳腺癌在她母亲56岁时夺走了她的生命，兰格当时只有29岁。

菲利普斯建议他们或许应该从早期癌症做起，通常认为这时候治愈的把握比较大，但兰格却很坚决：必须是一种主要的，常见的造成患者死亡的，且传统西医尚无计可施的癌症。她最后决定用4期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来进行试验。对这种程度病人的治疗一般都是用所谓的舒适护理疗法。兰格说：“医生已经放弃了这样的病人。”

这项准备在春季开始的试验研究，计划安排三组24位病情稳定且正在接受激素治疗的4期乳腺癌的女性患者。两组人将被安排在墨西哥的旅游胜地圣米格尔-德阿连德，由兰格和她的助手管理。试验组的人将在一个模拟2003年情境的环境里生活一周，因为在这一年时所有的患者身体都还很健康，对生活充满了憧憬，生活在一个没有致命威胁的氛围里。她们将会被告知尽量按自己以前的方式生活。

当今时代的痕迹几乎在这里都没有了，为了达到目的，把所有现在的东西都清除了出去。在生活区里，刚进入新千禧年的杂志将会摆放在各处，还有像“泰坦尼克号”、“谋杀绿脚趾”这类电影的影碟。圣米格尔-德阿连德这个地方，历史上就以它周围有治病功能的矿泉而著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这里的很多建筑看上去都有好几百年了。

兰格说：“整个城就是一个时空胶囊。”（在圣米格尔的另一组人会得到同行的癌症患者的帮助，但不安排她们生活在过去：第三组人不进行任何研究性干预。）

和以前进行的时光倒流试验一样，受试者都要在试验前后检测相应的身体指标--在这次试验里要测量她们肿瘤的大小，血液中由癌细胞产生的循环蛋白的水平--另外还有诸如情绪及精力和疼痛程度等指标。实验组的人也要像在新罕布什尔州做试验的那些老人一样带同样的一些东西过来，比如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等。兰格介绍说：“我们这次不让她们拉着自己的行李上楼。”但在其他方面，都要让她们去干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工作人员将鼓励这些女性重新设想一下自己的处境，以尽量消除她们在治疗期间所受的负面影响。兰格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就像心情能让事情变好一样，心情也能让事情变糟。反安慰剂效应是更积极的安慰剂效应的反面，她说最致命的一种反安慰剂效应能在医生告诉病人她得上病的那一刻发生。

兰格说，诊断本身已经说明了病人会感觉到的症状。“你在这里或那里改了一个字，结果会大相径庭。”兰格介绍说。她给我讲了一个她在2010年进行的研究（有关报告尚未发表），这项研究发现，同那些认为自己已经“治愈”的病人相比，那些认为自己处于“缓解期”的乳腺癌患者身体功能会比较差，且一般健康状况也更不好，还会感受到更多的疼痛。

所以，在这里不会说谁是癌症的“受害者”，也不说任何人在和“慢性”疾病“作斗争”。兰格说：“如果你用‘作斗争’这样的字眼，实际上你已经承认对手非常强大，”‘慢性’被人们理解成‘无法控制’--这不是所有人都懂的。

受试者当然希望身体能改善一些，现场设置的细节也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这项研究就成了一个公开的安慰剂试验。兰格一直相信激发出人体内的积极因素是可能的--也就是让身体康复的决心。去年秋天，她检验过这种想法，但用反向的办法：她请了几位身体健康的测试对象，让这些人设法使自己的身体感觉不舒服。

这些受试者看了咳嗽打喷嚏的人的录像。他们身边放了很多手巾纸，鼓励他们装成得上感冒的样子。没有用任何隐瞒的办法：比如，受试者没有受到误导，他们没有以为自己被放进了一间病菌室或类似的环境里。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测试，是为了验证他们是否能以可测的方式，靠主观意志来改变自己的免疫系统。

在这项还在进行的试验研究中，试验组中40%的受试者在试验过程中都出现了感冒的症状，而在控制组中只有10%。在得到了鼓励后，兰格决定进一步进行研究，寻找具体的证据，通过检测他们唾液中免疫球蛋白A抗体（提高免疫系统反应的指标）的情况来决定他们是否真的得上了感冒。二月时，结果出来了。试验对象中所有出现感冒症状的受试者体内免疫球蛋白A抗体的水平都很高。

安慰剂已经被证明对人体免疫系统会产生影响。但是，这项研究试验可以第一次表明它是通过不同方式产生作用的--也就是通过意志行为。“就我们今天掌握的知识而言，安慰剂在免疫系统中的反应属于无意识的经典条件反射，”意大利神经学家，安慰剂反应领域研究的知名专家法布里奇奥.贝内代蒂说到。

在贝内代蒂的实验中，让受试对象在心里铭记的一些提示能直接产生生理变化，就像吃饭铃会让狗流口水的道理一样。（在一项试验中，给健康的受试者都服用了安慰剂--告诉他们身体上感觉到的任何疼痛都有利于身体健康--结果发现产生了更大的自然止疼作用。）贝内代蒂说：“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人的期望能产生任何作用。”兰格准备对受试者的唾液进行进一步分析，以查明他们是否真的感染上了感冒病毒，而不仅仅是提高了免疫球蛋白A的水平。

公开服用安慰剂试验的意义--即，我们都知道糖块就是糖块，但它还能起到药物的作用--让人感到好奇。如果不使用隐瞒的办法而能发挥安慰剂的作用，就能消除很多因为使用安慰剂而引起的问题。

在一篇2010年发表在《Plos One》期刊上的研究论文中，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医学教授特德.凯普查克和他的同事用一种标明是“安慰剂”的安慰剂来测验一组患有肠道易激综合症的患者。和那些没有进行任何治疗的控制组的人相比，他们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兰格说：“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知道他们自己就是安慰剂。”

兰格对癌症的研究必须克服三个监督以人为受试对象的伦理委员会的限制--一个是在（新）墨西哥，一个有一段时间设在哈佛大学的心理学系，另外一个设在南加州大学的医学院（前一段这个学院的肿瘤学教授德布.崔柏西还在为兰格的试验招募志愿者。）六月份时，当南加州大学的委员会提出要对使用的语言进行修改时，试验停了下来。

兰格当时告诉我：“世上可恶的事情太多了。”“他们想让我再搞一份知情同意书让受试者签名，上头要明确说明试验对他们没有可证明的益处。但这样正好造成了反安慰剂的效果！”（这项研究现在需要通过位于休斯敦的德州大学MD安德森肿瘤中心伦理委员会的答辩，崔柏西现在就在这里工作。）

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那些老人一样，兰格安排在圣米格尔的癌症病人也将度过内容丰富的一周。在这个试验中，开设的美术课，厨艺课和写作课能分散她们对自己病情的恐惧，让她们重新回到生活中来。崔柏西介绍说，晚期癌症带来的恐惧感可以把人像物体材料一样弄得脆弱不堪。他说，有些患者的病症非常类似于创伤后应激障碍。有很多证据都表明，他人的帮助可以提高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但能改善患者健康状况的证据相对较少。

我请教过崔柏西，兰格她们正在做的事是否有先例。“哦，医学界有很多例子，能改善情绪的办法似乎也都能有助于减轻病情。”他对我说。“比如我们知道藏族的喇嘛能通过冥思来降低自己的血压。有高血压的人，他们只要改变行为方式，你就能看到他们的体检指标会改善，比如心脏病发作的几率出现下降等。但是，癌症会怎么样？要搞清这件事就比较难了。”

积极心理学在癌症治疗方面的作用没有很多历史资料可循。实际上，在詹姆斯.科因和他的同事用了九年时间跟踪1093名患有晚期颈头部癌症病人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即使是最乐观的患者活得也并不比最悲观的患者时间长。

崔柏西强调到，某些癌症患者对干预的反应比另一些患者好。“但是即便使用大剂量的化学治疗，你也很少看到‘完全反应’，”而这对晚期乳腺癌患者更是完全没有。“所以，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现象，好家伙，那马上就会让医学刊物疯狂。”

在巴亚尔塔港二月份的某一天，兰格坐在位于山腰上她家的院子里。一只西芹条那么长的大蜥蜴在高高的栏杆上快速疾走，几只狗一下狂躁起来。兰格说：“那是艾达。”“还是伊达？有两只狗--很难区分它们。”当那些蜥蜴刚出现并开始吃芙蓉花时，兰格有些吃惊。现在她则和南希一起给它们喂吃的。她说：“事情就是这样。”“你会感到害怕。你给它起个名字，它就成宠物了。”

兰格眺望着有个珊瑚岛方向的碧蓝色海洋，早年她曾在那里做过海豚是否更愿意和细心的人一起游泳的试验。在过去的几天里，她和一位作家通了几封电子邮件，这位作家想过来和她呆在一起几个星期，为好莱坞的一部传记片的剧本添加些内容。

兰格说她之所以选择圣米格尔作为她进行新的时光倒流试验，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给的“条件让我无法拒绝。”一群当地商人，出于相信把兰格的名字和圣米格尔的名字联系起来会大有益处，为兰格的试验安排了免费的地方。他们还鼓励她创建一所冥思研究机构，这既能用于研究也能当作疗养的地方。

一位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还捐出了一套漂亮的宅院，紧挨着他那个由尼克.佛度设计的高尔夫球场，用来当成这个研究所的职工宿舍。从明年的某个时间开始，成人们就可以签署一份协议，参加一个付费的，为时一周的时光倒流体验，相信会给公众带来一个体验在新罕布什尔试验中大家都喜欢的返老还童的机会。

兰格说她正在和澳大利亚的卫生和商业机构洽谈再建一座研究设施，同时也接待付费客人，他们会通过各种认知行为技巧和练习学会变得更细心。她已经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开设了一所冥思院，研究人员正在那里进行一项研究，以检验细心留意是否能防止前列腺癌的扩散。

兰格对这种疗养的地方收费及会把价格（这也是经过计算得来的：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时，人们往往会把定价高的东西当成物有所值。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家丹.艾瑞里和他的同事发现价格贵的安慰剂比便宜的作用大。）定得很高并不觉得有何不妥。对于我提出的这种赤裸裸的商业运作会有损于她学术诚信的问题，兰格转了转眼睛。“请注意，我不是40岁的人了。我已经花了我该花的钱，把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享受没有任何错，因为我对它深信不疑。”

医学界的同行曾问过兰格，她是否正在让自己对癌症的研究走向歧途--还有是否低估了对她工作带来的潜在危害。另外可能还有那些没有任何改善的受试者会因为这一体验变得更为消沉。新闻工作者巴巴拉.埃伦里奇在她的自传--《面向光明》一书中辛辣地讽刺了阳光大队（一个松散的政府和民众组织，参与者都是热衷政府监督和公共事务的人。译者）的人在她患乳腺癌期间，用“积极的思维”对她轮番轰炸。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病情没有得到改善的病人会感觉自己对不起人。

在2010年做了一次演讲（在这个演讲中她讲了在我们谈和癌症“作斗争”时，实际上却让病情加重的原因）后，一名男子找到了兰格，痛斥她的观点。他的妻子死于乳腺癌。兰格告诉我：“他说妻子和癌症进行了斗争，而我的观点却似乎在说这都成了她的错。”

兰格向那位先生道了歉。她说：“那些都是优点，我很抱歉我没有说清楚这一点，”“但是，请让我给你解释一下，是那种告诉我们无法控制的文化。我不是责怪你的妻子；我是在责怪那种文化。”兰格希望有一天，当出现错误时，责怪不是人们首先拿起来的东西。相反，我们只需依靠我们自己内心的力量--对于这一点，她相信总有一天会证明比我们认为的力量要大得多。

译者：达骜 原文地址：nytim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