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把书本分成我们“想”读的和“不得不”读的，是一种十分简单也常见的区分法。但这种区分存在缺陷，内藏陷阱。

不久前，我扒出一本失落很久的笔记，那是一个小小的蓝色本子，上面记载了一连串书名。时光倒流到1983年，高中二年级的暑假刚刚开始，我读完鲍里斯·帕斯特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便在本子上记下了书名。那是7月中旬，从此每读一本书，便有一个书名留在本子上，这习惯一直保持了大约四年。

时至今日，我早已不记得读过《日瓦戈医生》了，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觉得读这本书值得记下一笔。也许，我觉得俄语文学很重要，不过那时还没有人引导我接触到列夫托尔斯泰。紧接着的第二本书情况类似，是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无用人的一生》。7月末，我用一天不到的时间读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这一经历仍历历在目），还很快地读完了《青年艺术家肖像》。

翻阅着笔记本，我开心得好像发现了一盒遗失多年的旧照：有的照片已经模糊，看不清人影，有的照片徒有形象却早已叫不出那人的名字，另一些照片却清晰可辨。我那时的男朋友以王尔德式的才子自许，在他影响下，我在1984年2月读了《不可儿戏》，平生头一次碰到那么多妙语警句，至今难忘。

3月，我读了《审判》，依稀记得推荐这本书给我的小伙子极为严肃、热爱文学，但我已经记不清到底是哪一位了。那年5月，我17岁了，两周内读完《米德尔马契》。除了阅读，我在故乡英格兰海滨小镇真的百无聊赖。很奇怪，我的才子男友那时住在伦敦，千里迢迢，不过对于正热衷于十九世纪小说的我来说，倒也不无裨益。几个月后，我又用两周时间读完了《丹尼尔·德龙达》。

这些书我都没有写读后感，它们被一一列入“好书”单，不分三六九等。至于为什么选了这本没选那本也没有规律可循。鉴于我大多在二手书店淘便宜货，也许只是碰上了而已。（1984年7月，我读的第一本亨利·詹姆斯，是《欧洲人》，而非更具代表性的《一位女士的肖像》，想来也是相同道理。）书单中大部分书都不是老师指定的必读书目，至少在上大学前的两年里，都不是。

不过，很多书的出现都有着某种必然性。比如，一个嗜书的文学女青年理所当然会发现《钟形罩》，正如我在1984年9月与之相遇一样。这些书随兴所至，倒也可观：有些从我自己的藏书中挑选出来，有些是恰好同学那里有，就借了来，还有一些则大都因为书脊上“企鹅经典”的标志，让人招架不住。

不过我的书单也有局限。书目主要偏向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英语文学经典，除此以外只稍稍涉猎几部俄语和欧洲文学作品，地域性不够宽广。而且书单上几乎没有当代文学作品，因为直到上了大学，我才开始接触到骑马斗牛士出版社出版的丰富的平装文学书（包括米兰·昆德拉、朱利安·巴恩斯、萨尔曼·拉什迪、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伊塔洛·卡尔维诺、伊恩·麦克尤恩等人的作品）。

1987年，我一边主修文学，一边给一本学生刊物写书评。就在快要21岁生日的时候，我的笔记戛然而止了。书单上最后一本书，是英国学界小说家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的《谎言》，一部针对后结构主义文学的讽刺作品。在这之前，大学后的我又在书单上添了乔叟、但丁、弥尔顿、邓恩、雪莱、柯勒律治、艾略特、叶芝等人的名字，没想到它居然就断送在这本书手里，真是想不到，只能借用解构主义者常说的“好笑”来形容了。

在发现这本笔记之后，我把其中一页拍照并放到了推特上，那是17岁那年四个月的阅读记录，包括了《远大前程》、《海浪》、3本奥斯汀、2本菲茨杰拉德，还有艾利亚斯·卡内蒂、陀思妥耶夫斯基、威廉·戈尔丁的作品。（要不是这本笔记，我还真忘了自已那时是戈尔丁的粉丝。）结果有人回复说：“该看没劲的书，还是让自己放纵快乐的书？”

像这样把书本分成我们“想”读的和“不得不”读的，是一种十分简单也常见的区分法。出版商也把这种两分法当做有用的营销手段，对于打算去海边度假的人，在说服他们买这一本、而不买那一本的时候，这种方法特别管用。

但这种区分存在缺陷，内藏陷阱。它把罪恶感和快乐联系到一起，与其说是劝诫，不如说是诱惑：阅读从而获得一种带罪恶感的快乐，就像节食的人在某一天胡吃海喝，虽然淘气但也无伤大雅。

这种区分类似于某种低级的文化清教主义，认为一本书带给我们的唯一乐趣在于放松愉悦，或者说，浅显易懂的读物必定能带来快乐。将快乐和罪恶如此这般联系在一起，也即意味着还有一种渊源更深、求全责备的权威，那就是认为阅读一定是要努力才能完成的事。

除了轻松休闲，阅读还带给我们更多乐趣。在阅读中，我们迎难而上，感到自己的界限和能力得到拓宽，进入陌生世界，与异己的观念产生共鸣，习得他人已经实践过并觉得值得学习的东西，与更多人对话，何其快乐！我敢说，书单里有一些书，我根本谈不上阅读，借用一下小学生的词汇，是破译天书。

18岁那年阅读《尤利西斯》应该就是这种情况，如果那时我预先读过《奥德赛》，对乔伊斯的理解应该会更好。即使如此，我们，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不应该低估读书的真正快乐，那就是自我满足。我的笔记就还原了一个读书少女的形象，或者至少有那么一个轮廓，那个希望好好阅读、想要博览群书的我。笔记是个人成就的小小记录，也勾勒出一种远大的志向。抱负也让人快乐。

我们听惯了商业小说家们的牢骚，他们的作品没有得到认真对待，与公认的文学作品没法比：书评家不够重视，出版商也敷衍了事，封面设计只求稳当不管创意等等。关于文学标准合理与否，学术界的争论可谓久矣，但总是和市场不谋而合。争论自然有其价值，但有一点却很少被谈及，那就是把文学分为流行和纯文学产生一个弊端：纯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有些年头的作品，常常被放到了“有趣”的对立面。

书单则让我回想起一段青涩的岁月，那时我对这个问题多少还懵懂。里面没有我日后所知的所谓商业化小说。比如，就在我开始记录书单的那一年，杰姬·科林斯出版了《好莱坞的妻子们》，但我好像都不曾听说过。我想，无论如何，它都不会比《爱玛》和《夜色温柔》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爱玛》颇具讽刺性地展示爱情中各种纠缠，读来趣味盎然，《夜色温柔》诗意又有十足的成人剧范儿，让人大呼过瘾。

认为阅读之乐非得包含一种自我否定式的羞耻感是种谬见，我们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任意一本书，阅读带来的满足感都远非如此单薄。

译者：noanoa 原文地址：newyork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