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人类大多数行为的背后都是“补偿性"心理。说有了钱买两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的人，通常是当下还不舍得真的买一碗倒一碗。这个老梗被作者当做分析的靶子，其实已经不太合适宜了。现在最流行的炫富行为是”王思聪是我老公“。

“等老子有钱了，买两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不只可以作语言的分析，还可以作行为的解读。

显然，“等老子有钱了”是假设。“老子还没有钱”，因此“买两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的事实没有出现。“老子”真的有钱了，会不会这样做，难说，多半不会这样做，因为买双份，丢一份，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但特殊情况下，暴殄天物的行为，或者直言之，“行径”，是可以获得意义的。石崇把王恺的御赐珊瑚树一棍打碎，不以为然地说，“马上还你”，接着展览自己的大珊瑚树，谁能更加不眨眼地糟蹋东西，谁就胜了。

以作恶多端来排序，石崇远排不上“历史500强”，但“挥金如土，杀人如麻”，也还是配得上的。记载中，石崇的事迹除了砸珊瑚树，还有蜡烛烧饭、花椒涂墙、扎锦帐五十里等。吐痰要吐到美女的嘴里，天冷要用美女挡寒，“肉痰盂”、“肉屏风”由他发明。最骇人的娱乐，是石崇每次请客要美女劝酒，客人不喝好，就杀掉劝酒的美女。

今天，以人为本的观念大概已经稳固了，“杀人如麻”不能再作趣闻轶事来传诵，但“挥金如土”作为人生幸福的标志，还是被不少人信奉的。网络炫富者，不时就冒一个出来，引起围观与叫骂，“羡慕嫉妒恨”作为一个词出现，很好地注解了面对财富时的复杂情态，以羡慕为底色，夹杂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嫉妒，和比较之后自惭形秽的恨意。炫富者与羡慕嫉妒恨的叫骂者，有着共同的“挥金如土”梦想，只不过前者梦想已经实现，人头马可以掼着玩，而后者仍在“等老子有钱了”的梦中。

石崇打碎王恺珊瑚树的故事中，两人斗富，晋武帝经常帮王恺，赏给王恺两尺高的珊瑚树，王恺拿去在石崇面前显摆。石崇一击而碎，王恺既惋惜，又觉得石崇嫉妒，声色甚厉。石崇说：“不足恨”，马上还你。抬出自家又多又大的珊瑚树，王恺“惘然自失”。胜利者石崇的嘴脸，尚是呼之欲出；失败者王恺的面目，更是跃然纸上；两人斗富，皇帝都来襄赞，更透露出时代之风。

在这个故事中，争斗有胜败，但胜负双方都认可的规则是，谁能更加不痛心地摧毁一件宝贝，谁就更有种；谁先在“挥金如土”的徒然耗费面前眨眼，谁就甘拜下风。王恺从得意地显摆，到声色甚厉，再到惘然自失，石崇轻描淡写的“不足恨（不值得遗恨，不值得妒恨），今还卿”， 都是因为“挥金如土”的能力。这些人都在“挥金如土”规则的治理之下，规则是最大的胜利者。

这个故事跟“买两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当然有巨大的区别。两个故事所调集的资源是大不相同的，两碗豆浆和许多根“世罕其比”的奇珍异宝，相差不知多少个等量级。不过，就内在精神来说，“喝一碗，倒一碗”与石崇王恺争豪并非没有相似性，石崇也就是“等老子有钱了，买很多珊瑚树，看一根，砸一根”。

从法律上说，“喝一碗，倒一碗”属于所有者处分自己的财产，没有任何问题；石崇砸毁王恺的珊瑚树，属于民事纠纷，只要协商并执行到位，也没有任何问题。不知从经济学角度，该怎样看待“喝一碗，倒一碗”之类的行为。

某个行为是经济的，某个行为是不经济的，往往指它是否可以节省用度而增加收益。“喝一碗，倒一碗”，如果说是经济的，那恐怕只能用“心理中的经济学”来解释，因为它唯一可见的收益，是满足了人的某种心理。鉴于豆浆一般不足以作为稀缺物品，“喝一碗，倒一碗”，即使作为炫耀，其心理性的满足也基本上是会意上的虚妄。

如果遇上豆浆供应过剩呢？“喝一碗，倒一碗”就类似于大白菜丰收后“买爱心菜”，算是赞助了卖豆浆的摊主。这虽然可以解释为献爱心，很温暖，但传递了虚假的市场信号，不利于市场恢复供需平衡。如果饥荒大作，“喝一碗，倒一碗”反而更好，因为这样，豆浆的紧缺信号得以持续，市场机制仍能自然地通过涨价完成供需平衡。

石崇砸毁珊瑚树，情况有所不同。石崇打烂了王恺的珊瑚，赔他就是了。王恺没有损失，石崇也未必有损失。因为珊瑚是稀缺的，打碎一件珊瑚，可能不仅不意味着财富的减少，反而意味着财富的增值。存世越稀少，宝贝越值钱。这样，石崇的行为有意或者无意，都是可以在经济学下得到合理性解释的。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结论，摧毁财富，反而可能增加了财富。

“奢侈经济学”可以说将节约与浪费的认识，提高到了不可理喻的水平。它是消费皇冠上的明珠，熠熠生辉，焕发着“挥金如土”在当代语境下的光芒。“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因为“贵的才是对的”，奢侈将“挥金如土”从“喝一碗倒一碗”升级为“一碗值千金”。“喝一碗倒一碗”，既无效率，又显得浪费；“一碗豆浆值千金”，就好多了，奢侈与浪费区别开来，而奢侈消费还被部分人视为拉动经济的火车头。炫耀变得精致和精神化起来，再也用不着“喝一碗，倒一碗”那种土鳖的方式来粗蛮地花掉使不完的银子了，奢侈消费使掼银子转化为一种符号拥有、资源节约的形式。

其实，仅仅从“价格”来衡量价值，天诛地灭都能得到合理性解释。例如地球上的环境变坏了，“坏环境”的价值降低，剩余的“好环境”价值上升，两者在账目上仍然可能平衡，因而环境的总价值没有降低。这就为什么环境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