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的国企高管限薪令引发一波热议。

据报道，这份拟定中的草案要求“央企、国有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削减后不能超过年薪60万元”。

中国国企高管能否限薪尚未定论，不过，西方国家对并非以盈利为目标的国企高管也有类似的薪酬限制，相比动辄高过普通员工几百乃至千倍的私营企业高管，外国国企高管薪酬普遍和员工相差不远。

但是，对盈利性大企业的高管限薪，尤其是以上市公司为主的大型企业里的高管该不该限薪，在欧美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从理由上看，支持和反对者各有各的道理，从结果看，高管限薪在西方国家一直是风声大雨点小。

为什么会这样？ 

高管拿高薪

高管拿高薪的风潮从美国起源，后来被欧洲学去了，现在欧美主要国家的高管薪酬基本在一个高价位上。

怎么个高法？

一是比普通员工高得多。1980年美国薪酬最高的上市公司总裁的平均年收入是普通职员的40倍，到2006年，两者的收入差距扩大到364倍。

美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一路高飞差不多是从20世纪90年代的持续牛市开始的：从1992年到2000年，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首席执行官们的实际平均薪酬（排除通胀因素后）翻了两番，从350万元美元攀升至1470万美元。而且，高管们的薪酬增长远远大于其他员工薪酬的增长，数据显示在1991年，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收入一般约为普通工人的140倍，而到了2003年，该比率达到约500:1。

另据统计，2006年英国富时100指数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报酬达到317万英镑，而一般雇员平均年收入约为2.5万英镑，二者相差127倍；其中，私有企业CEO最高年薪为一般雇员平均年收入的几百倍。

二是绝对数字高，高到什么程度？福布斯今年曾统计全球范围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CEO，包括他们在过去一年所获得的薪酬（包括基本薪酬、现金奖励、股票期权奖励和其他福利），其中甲骨文CEO拉里•埃里森和21世纪福克斯公司CEO鲁珀特•默多克分别为7840万美元和2610万美元，惠普CEO惠特曼1760万美元、苹果CEO蒂姆•库克是425万美元、微软CEO鲍尔默130万美元、伯克希尔哈撒韦CEO巴菲特是50万美元——当然人家巴菲特也不靠年薪活着。美国高管薪酬调查机构Equilar日前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13年美国公司CEO薪酬的中位数上升至1390万美元，增幅约9%。

欧洲的情况也类似。英国航天公司负责人1978年的年薪为2.9万英镑，到2010年，该公司负责人领取的年薪将近240万英镑，增幅高达8000%，而同期英国男性职工薪酬中位数增长仅为556%。英国的情况只是欧洲的一个缩影。

高薪的逻辑

这里要解释一下，对欧美企业高管来说，这动辄几百上千万美金并非全部是工资，一般还包括短期绩效奖、长期绩效奖、各种福利、养老金和保险等所有形式的有价值报酬的现值，而高管薪酬的主体部分是股权奖励。

根据全美董事协会的研究报告，2005年，美国200家顶级公司的董事薪酬的中位数为17.7万美元，其中45%为现金，55%为股权，也就是说，美国有一半的董事拿到手的现金不到8万美元。既然是股权，其收益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企业效益好，股票价格上涨，高管就可以用股权变现；如果企业效益下滑，股票价格下跌，高管股权也就被“套牢”了。

另外，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做规模巨大的上市公司高管花销大，风险也大。比如，美国企业高管如被股东起诉，其诉讼费和败诉后的赔偿均要自己支付。1933年，美国烟草公司股东起诉总裁乔治·华盛顿·希尔，股东认为他的130万美元薪酬过高。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决，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必须接受司法审查。后来，世通公司和安然公司董事们也是自掏3300万美元与股东打官司。

所以，不能光看着高管拿高薪眼红，他们必然是付出了相应的代价的。

更重要的是，西方普遍认可高管高薪，是因为虽然也存在种种瑕疵，但这个薪酬得来的过程基本上是“董事会与高管的公平议价”的结果。欧美国家的主流观点还是认为，这种基于自由市场的议价是最合理的——给CEO天价高薪是大企业董事会和高管双方你情我愿的结果，加上之前欧美经济状况好，所以一般不会出现皇上不急太监急的现象。

真正对高管薪酬进行限制的呼声高涨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原因很简单，政府和普通百姓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政府甚至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市，大企业（尤其金融企业）高管薪酬“逆势上涨”，当然会引起公愤。从那时起，改革企业高管奖金制度已经是全球普遍的共识。

英国和荷兰等多个国家都已制定了相关规定。英国出台规定，银行业员工奖金数额超过2.5万英镑就必须缴纳50%的税款。比利时企业管理法规定，上市公司的企业年报需要说明高管薪酬方案，而且其薪酬组合必须公开，企业薪酬报告须由专门的独立薪酬委员会制定。2013年瑞士公投通过了一个提案，这一提案给予了股东们否决权——让他们可以对企业高管的工资、奖金等予以真实的控制，法案适用于瑞士国内所有的上市公司。这个提案被认为是对企业高管薪酬最严格的控制。

瑞士公投限制高管薪酬其实是代表了全欧洲人的普遍愤怒——在百姓受窘于财政紧缩政策的同时，企业高管却依然盆满钵满。它限制的并非资本主义，而是贪婪。 

韦尔奇：“我值这个价”

因为“贪婪”而中枪的还有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GE）的CEO杰克·韦尔奇。

杰克·韦尔奇堪称CEO中大神级的人物——也难怪，他用自己的传奇经历把CEO对一家企业的作用演绎到了极致。同时，通过他那本自传，韦尔奇让世人对职业经理人之于企业的价值得到了最大范围的认可。

从26岁进入GE，韦尔奇在通用电气一共工作了40年。在他担任CEO的20年里，通用电气完成了993次兼并，公司市值从 130亿美元一路攀升到4800亿美元，他让自己公司的股票价值实现5000%的增长。

伴随这一溜光辉业绩，杰克·韦尔奇也彻底和GE融合在一起，到了生是其的CEO、退休也是其CEO的程度——至少通用的董事会是这么给待遇的：在获得每年超过1000万美元的薪水和价值8亿美元的GE股票之后，这位CEO在2001年光荣退休后，GE还为他支付月租8万美元的高级公寓和每月乘坐公务飞机的29万美元费用。

这些细节被抖搂出来是在2002年，韦尔奇的离婚案被《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公众看到了杰克·韦尔奇的另一面：一个退休后仍然让GE每年支付250万美元各类账单的“贪婪经理人”。

但通用电气公司解释了这些待遇的来源。原来，1996年的时候，为了挽留韦尔奇任职到2001年，GE与韦尔奇签订了待遇优厚的退休合同，合同说，“在韦尔奇先生退休后，将能够在其有生之年和退休前一样使用公司的设施及服务”，对任何一位CEO来说，这真的是最最最惠国待遇了。而且该合同内容已经于1997年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公众进行了足够详细的披露——也就是说，韦尔奇所得是合法的。

最开始，韦尔奇的辩解简单有力：“我值这个价”——理是这个理，但这个说法只能激起公愤。最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韦尔奇向GE董事会提出申请，要求修改退休福利协议，取消所有的额外福利计划，只留下公司为所有退休董事长提供的办公室及行政后勤支持两项内容。

最近因为薪酬过高而中枪的是Facebook公司，据国外媒体报道，扎克伯格允许董事们为自己设定年薪和奖励的行为，引起了投资者的不满，以致对其提起诉讼。Facebook目前股价为63美元，公司设置的董事薪酬年度上限为250万股，薪水上限达到人均1.45亿美元的高度。诉讼文件指出，首席运营官和董事会成员桑德伯格的薪酬为1610万美元，其中包括1500万美元的股票奖励，而身家为26亿美元的董事会成员彼得•泰尔收到了38.784万美元的股票奖励。有一些投资人认为管理层报酬太高，这是在浪费公司资产。支持扎克伯格的一方认为优秀成长型科技公司的高管拿高薪没什么不对，这是市场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在鼓励创新。 

Managershare+观点：可以预见的是，在西方，公众对大企业（尤其上市公司）高管拿高薪的质疑仍将继续，他们也在通过各种法律手段阻止高管薪酬的膨胀——在这期间，最重要的词是“透明”。但在中国，这一切都将困难重重，不但透明化需要时间，还因为相比西方市场化的“公平议价”，国内公司董事会几乎不可能正确决定高管薪酬的所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