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改写自《纽约时报》社论主笔埃德沃多•波特（Eduardo Porter）的著作《一切均有价：解密我们为何为自己的选择买单》（The Price of Everything: Solving the Mystery of Why We Pay What We Do）。该书于1月4日由Portfolio出版社出版，考察的是定价如何影响我们的一切选择。

图片来源：左图（法新社）；右图，皮埃尔-菲利普斯•马科/法新社-盖蒂图片库
体育界和商界一样，位处高层者的薪酬在猛涨。上个赛季，足球超级明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Cristiano Ronaldo，右图）所得薪酬约为贝利（Pelé）1960年所得报酬的15倍（已按通胀率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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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在上世纪30年代签署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规定把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离开来的。上图中从左到右分别站着：参议员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参议员邓肯•弗莱彻（Duncan Fletch）、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杰西•琼斯（Jesse Jones）和众议员亨利•斯蒂格尔（Henry Steagall）。

运动界和音乐界的高薪酬

1990年，美国职棒大联盟中堪萨斯城皇家队的薪金总额最高，将近2400万美元。而纽约扬基队那时虽拥有一些最贵的球员，但普通球员的报酬低于45万美元。

上个赛季，扬基队在球员薪酬上花了2.06亿美元，是20年前皇家队薪金总额的5倍多（已考虑通胀因素）。扬基队的平均工资是550万美元，是1990年的7倍（已按通胀率折算）。

最惹人关注的问题是扬基队是如何超越职棒大联盟的其它球队的。20年前，皇家队的薪金总额约为当时大联盟中身价最低的芝加哥白袜队的3倍。而上赛季，扬基队支出的薪金总额是球员身价最低的匹兹堡海盗队的6倍。

棒球爱好者可能推断，这些说明了市场对顶尖球员的需求中存在某种新的恶性趋势。但并非只有棒球界或体育界是这样。看看流行音乐的市场。1982年，流行明星中前1%的最红者，他们的薪酬占演唱会票房收入的26%。而2003年，贾斯汀•汀布莱克（Justin Timberlake）、克里斯汀娜•阿吉莱拉（Christina Aguilera）和50美分（50 Cent）等最受欢迎的巨星的收入占演唱会票房收入的56%。

这种现象非美国独有。史上最强的巴西足球运动员贝利（Pelé）1958年首次参与在瑞典举办的世界杯赛，年仅17岁。他一踢成名，为世界各球队所垂涎。据说到1960年，贝利所在的桑托斯队每年付给贝利15万美元的报酬，约合现在的110万美元。但按当下的标准，这或许只是中等薪酬。2009-10年赛季报酬最高的球员是效力于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葡萄牙前锋球员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Cristiano Ronaldo），薪酬为1700万美元。

当然，最顶级球员所得薪酬的涨落跟娱乐经济学的具体变化有关。人们现在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娱乐上。在贝利时代基本不存在的公司赞助，如今却占据球员收入的大块头。2009年收入最高的足球运动员是英国的中场球员大卫•贝克汉姆（David Beckham），他除了拿到洛杉矶银河队和AC米兰队支付的700万美元工资，还从各种广告代言中获得3300万美元的巨额收入。

除了娱乐经济学，还有其它因素在左右明星的收入。大约30年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提出一个简练的理论，解释明星收入的一般模式。在《超级明星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Superstars”）一文中，罗森提出技术革新使得某一领域最优秀的执行者能服务更大的市场，因而获得更大的收入份额。但这也减少了该行业中能力较差的人所能分到的份额。

这一推论很好地适合用来解释音乐行业的收入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起，音乐行业开始受到技术革新带来的各种破坏的震荡。最先是音乐电视将音乐搬上银幕，随后Naspter软件把音乐带到网上。苹果使果粉们得以购买单曲并随身聆听。这些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使最走红的歌手能获得更大的粉丝群，因此也赢得更多的听众和更大的演唱会门票收入份额。

超级明星效应也适用于分析欧洲的足球赛。足球赛通过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在全球转播。2009年，20支最顶级的球队总收入达39亿欧元，占了欧洲足球联盟全部球队总收入的1/4多。

贝利收入不高，不是因为比赛的质量不够好，而是因为他相对较薄弱的收入基础。他或许是足球史上最优秀的球员，但很少人能支付得起去感受其优秀的费用。1958年，巴西约有35万台电视机。而第一颗电视通讯卫星Telstar I直到1962年才发射，那时贝利的首次世界杯赛已经过了。

反观现在，2010年在南非举办的国际足协世界杯赛（罗纳尔多代表葡萄牙队参赛）在200多个国家转播，共有超过250亿的观众收看。单总决赛就有7亿观众。罗纳尔多并不比贝利强，他赚到更多的钱，是因为他的能力得以传播给更多的人看。

高管人员的高薪酬

如果我们稍微撇开技术进步所扮演的角色，那么罗森博士的理论框架也很好地说明了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的变化。1977年，在美国前100强的公司里任职的精英总裁，他们的薪酬约为普通员工的50倍。30年后的今天，美国工资最高的总裁的薪酬是生产线上普通工人的1100倍。

这产生了巨富和富有之分。上世纪70年代一项关于薪酬的研究发现，名列前10%的高层管理者的收入约为中层管理者的2倍。到了21世纪初，高管的薪酬则是中层管理者的4倍多。

顶级总裁并非流行明星，但最炙手可热的总裁们薪酬高涨的原因却与后者存在相似之处。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从盈亏角度来衡量，最高管理层的决策也变得重要得多。美国顶尖公司的销量和利润要远远大于20年前。银行和基金会也拥有更多的资产。

由于牵涉的利益关系大了许多，公司将其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管理者、银行家或基金会管理者置于领导者之位，也因此显得更为重要。这同时就造成了对高层管理人才的激烈争夺，使得最受欢迎的管理者的身价远远高于位居取下的其它管理者。纽约大学经济学家泽维尔•加贝克斯（Xavier Gabaix）和奥古斯汀•兰迪尔（August Landier）2006年发表一项研究结果，认为在过去25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高管的薪酬翻了六番，可完全归因于美国大型公司的市场规模也翻了六番。

这里边隐含了美国资本主义的一个大问题。

资本主义带来的收入不平等

资本主义建立在不平等之上。就跟其它定价的差别带来的结果一样，薪酬的差别也会将资源（这里指的是人力资源）引向回报最高的地方。

尽管非法入境危险重重、成本昂贵，但仍有成千上万名最勤苦工作的墨西哥人为美国所吸引，因为他们在美国能够取得相对较好的生活——每个墨西哥裔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是3.3万多美元，约为每个墨西哥家庭的5倍。

在贫穷国家，快速增长的经济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现象，因为有的工人从新的机会中获利，有些则没有。

从1986年到2003年，占中国总人口1%的高收入人群占有的国民收入份额翻了一倍多。由于不平等激励人们积累人力资本以提高生产力，所以也带来了经济的增长。收入不平等将最优秀最英明的人才吸引到最有赚头的行业，使其受雇于利润最丰厚的公司。

不过，超级明星这一精英力量所得到的不断增长的超高回报，可能扰乱这种激励机制。如果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人能追求高回报，那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这不值得一试，因为机会不站在他们那边。

人们已经发现收入不平等会使人失去工作激情。最近加州大学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工人所得的工资如果低于其支付单位和职位的一般薪酬，可预见一旦他们了解到其它同事的工资，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便会下降，并更有可能寻找另一份工作。其它实验也发现，相比于根据表现较均匀地分配奖赏的游戏，在胜者全得的游戏中，玩家不仅没那么投入，而且更有可能舞弊。

问题是，人们需要多大程度上的收入不平等？无疑，在过去30年里，不平等收入在加剧，但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从1980年起，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约69%，而占美国总人口1%的最富有者的收入份额从22%上升到36%。但是，在1951年到1980年间，经济增长速度甚至更快，人均GDP提高了83%。按照人口中最富有者占有的国民收入来衡量的话，这段时期不平等收入差距较小。

有一项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从1960年起，占美国总人口10%的高收入人群所占有的国民收入份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国家经济年增长速度提高0.12个百分点（几乎不算巨大的增长）。这一令人振奋的数据背后的成本是美国经济流动性的急剧下降。自1980年起，工厂生产线上普通工人的周工资只提高3%（已按通胀率折算）。

美国是收入分配最不均衡的富裕国家。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以美国最高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各10%的人群来衡量，其人均收入差距为16倍。而同样的对比，在英国是8倍，在瑞典是5倍。

并不巧合的是，美国人的经济流动性比其它发达国家差。在收入分配阶梯中处于第五底层的美国人，他的儿子有42%的可能性将处于同样的经济层次。而这样的可能性，英国人只有30%的可能，瑞典人只有25%的可能。

明星效应对美国金融界的危害

上述的这些都没有说明影响美国银行家薪酬制度的超级明星效应所带来的危害。

还记得80年代发生的事情吗？戈登•盖柯（Gordon Gekko）率先出现在银幕上。伊凡•博斯基（Ivan Boesky）因犯内幕交易罪被拘。迈克尔•密尔肯（Michael Milken）兜售垃圾债券。1987年，金融公司所得收入占全美所有公司所得总利润的1/5差一点。华尔街公司的员工红利总达26亿美元，即每位员工可分得大约1.56万美元。

不过按当前的标准，这种传奇式的贪婪时代似乎是受到了无形的约束。2007年，建立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之上的金融泡沫膨胀到最高峰，金融公司的利润足足占了美国私有部门总利润的1/3。华尔街员工红利达到3290亿的超高记录，相当于每位员工可获得17.7万美元的红利。

正如科技给流行明星带来更大粉丝群来购买唱片、下载单曲和抢购演唱会门票，信息技术和放宽管制相结合，为银行工作者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来赚取巨额回报。投资商争相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最热门基金会。丰厚的回报流进最“能干”、承担更大风险但也创造最大利润的金融家的腰包。

但金融业的报酬并不总是如此丰厚的。20世纪头几十年，金融工作者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从1909年到30年代中期，他们的工资普遍比其它行业的工人高出50%-60%。但是1929年证券交易的崩溃和大萧条改变了这一切。1934年，金融部门的公司利润缩减至2.36亿美元，仅为五年前的1/8。工资也随之下降。从1950年一直到1980年，银行工作者和保险从业人员的工资平均只比其它部门的员工工资高10%。

薪资的高低跟监管金融业的限制的松紧有关。一百年前几乎不存在任何约束银行业务创新及投机行为的规章制度。他们想到哪里投资就到哪里投资，只要觉得合适，便可以调用储户的储蓄。但在大萧条时期过后，弗兰斯林•罗斯福总统设置种种限制，以免重蹈1929年金融泡沫破裂的覆辙。

美国州际银行业务从1927年起开始受到约束。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禁止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交叉，也就是规定将存贷款业务和投机交易分离开来。利率上限也在同一年加以设定。对银行业的监管持续到1959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任期间，他禁止银行和保险公司混在一起。

由于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来最大化收入，那些蜂拥进入银行业淘金的最优秀最英明的人才转身加入其它行业。

到80年代，里根政府大规模降低金融业监管。到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取消，银行可以随心所欲地跟保险公司结合。同时，利率的上限限制也被取消了。银行可以随处设立分行。可想见，那些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又回到了银行业和金融业。到2005年，金融业中拥有大学文凭的从业人员要比其他行业高出将近20个百分点。到2006年，金融行业的薪酬再次比其他私有部门的薪酬高出70%多。普林斯顿大学2009年的毕业生中已就业的人员有1/3进入金融界；6.3%的人在政府部门供职。

再后来，金融业崩溃了，让全球经济大受损失。

通过调整银行工作者的薪酬制度并不能控制金融业。不过可以通过调整银行从业人员的薪酬来阻止恣意妄为的冒险行动。同样的，超级明星效应并不是导致普通工人收入停滞不涨的唯一原因。但是将丰硕的回报堆加在超级明星身上，这种力争上游的竞争如果不加以抑制，那可能到最后只剩下极少让人为之奋斗的回报。

注：译文的小标题为译者自行添加，原文没有小标题。